实践作为理论范畴在构成马克思新唯物主义重要发生土壤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接续。康德主要是从伦理行为意义上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并且明确将实践的追求幸福意向从个人目的扩展为群体目的（也即社会目的）论文联盟www.LWlm.Com。他说：“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实践一词自身固有的意义才能得到最准确的规定……对普遍福利的关切。”〔11〕所谓普遍的福利就是超越个人幸福的群体幸福，而要做到这一点，人就必须凭借意志，也即“实践理性”依照普遍原则或“绝对命令”而行为。因此，虽然康德的实践在表达形式上依从于对人类理性能力考察的总体哲学框架，并且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强调伦理实践者本身的目的性而非工具性，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12〕这影响到康德对实践的讨论重心偏向于论证人如何实现意志自由的道德形而上学层面，未能使实践在成为普遍的现实社会行动上比亚里士多德走得更远。但在对普遍福利的关切这一大前提下，应该说康德实践本身的指向还是群体生活领域，遵从“绝对命令”的道德实践依然是一种具超越诉求的社会行为。不过康德的实践相比亚里士多德更缺少对情境的考虑，“康德意义上的自由……强调人的特定行动不为环境所决定”，〔13〕属于帕森斯所分析的意向性社会行动的“唯心主义传统”。〔14〕黑格尔则从创造性活动的意义上推进了亚里士多德实践观，他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角度明确把实践看成一种包含现实意图的对象性活动，具有手段-目的结构：“善趋向于决定当前的世界，使之符合于自己的目的”〔15〕；“目的通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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