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如何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

　一、让国学充满人性和个性
　　国学的博大精深是笔墨不能形容的，在研究时应有方向、有步骤、有方法，更应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感。国学如何正向引导和帮助经济进步是本文浅谈初衷。国学和经济，两个貌似不相关的两个概念，如何能成为我们的论题？道理很简单，市场有对于国学的需求。经济受市场规律、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在物质生活异常富足的今天，活跃的精神思想、心灵境界会改变经济的发展方式和人们的选择。数字公式的经济学已不足够指导经济实践。于是尽管主流经济学根深蒂固枝繁叶论文联盟*茂，非主流经济学作为后起之秀，从未间断其深入、创新、延伸的努力和抗争。其中，制度经济学就足以支撑国学与经济研究的论题：它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重视对非市场因素诸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因素的分析，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却恰恰遗漏或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即权力分配问题。亚当.斯密曾指出：市场是人的情感不确定性的集中和体现。这一论断被证明是市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 “圣经”，是西方世界的《论语》。
　　人性与个性上的差异决定了创造的基本可能性和其所能达到的高度。“人属于个别的存在,繁复是其绚丽的泉源,矛盾在这里是谐和,人性因之而丰盈”。真正的创造者需要深入认识随时代而变动的人性,需要坚定自己内在的个性。作者以巴尔扎克和左拉的作品作为标准,因为它们“充满了丰盈的人性,强烈的个性,获得长远的超越时代的生命”。这正是中国文学的创造者们需要追求的。
　　二、走走国学经济之路
　　国学的内部本身恰恰是阐述人性和人际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国学是关于人面对天地、自然、社会进行自我定位之学”。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上善若水”，国学研究的是人性、德、智、美和多重复杂的人际关系。据记载，清代学者皮锡瑞指出汉代儒生“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它证明早在古代，国学就有治国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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