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照社会性世界的网络化生活2

　(二)知识论的文化转向与网络化行动研究
　　深入知识论的层面考察网络化行动研究，不难发现知识论的文化转向为网络化行动研究铺垫了基石。传统的认识论把真理性的知识理解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结果，却未深入追问知识何以可能的真实前提：真正的知识与人类的生存实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海德格尔(HEidegger M.)的回答是，知识就是一种此在在世的样式；叔本华(Schope
论文联盟wWw.LWlm.comnhauer A.)则直截了当地将知识的真理性标准与人的生存意志联系起来：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精辟地阐明了知识、理论与人类生活实践活动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也深刻地揭示了认识的文化本性。基于知识论的文化转向，网络化行动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知识论基础，它从新的视角回应了知识论的三大基本问题：网络化行动研究所认可的知识是什么?这样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检验知识的真理性标准又是怎样的?
　　1、“地方性知识”合法性地位的确立。随着传统认识论基础的瓦解，新的知识观正悄然兴起，“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作为当地知识，恰好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得以明晰和确立的。“地方性知识”最初起源于阐释人类学，如吉尔兹(Geertz C.)在《地方性知识》中所分析的，它“旨在认知的具体性、穿透性和阐释性”。“地方性知识”十分强调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它关注知识生成的情境条件。
　　当前，网络化生活已从最初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步走向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而网络化行动研究正是立足于网络化生活，将研究对象定位于自然一社会之间，即一种自然的与社会的“杂交物(hybrids)”，通过发展具备现代理性特征的社会行动工具——技术，来搭建沟通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桥梁，以“社区”或“共同体”作为人类新的尺度来开展有效行动，进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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