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小说写作的“历史现场”(一)

我想从最近读的一本著作——阿兰·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的政治》①谈起。在这本书里，布鲁姆没有去分析莎士比亚的语言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和修辞，他讨论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与当时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政治性，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奥赛罗〉：四海为家与政治共同体》，在布鲁姆看来，奥赛罗的悲剧并非仅仅是所谓的“命运悲剧”，更是其时城邦制和君主制这些政治力量博弈和角逐导致的后果，也就是说，奥赛罗的“命运悲剧”建基于“社会悲剧”之中。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介绍布鲁姆的研究成果，而是想指出，布鲁姆的这种研究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文学的“有效性”的思路。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什么在千百年后还能赢得读者，还能经得起这么有张力的历史阅读？我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作品本身是高度社会化和历史化的，与当时的历史、社会、政治保持了紧密的互动，因此就具有了无限的开放性和阐释性。②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十七年文学”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其中又以对赵树理和柳青两人的评价为高。上海大学2010年10月召开了一个专题研讨会“重读赵树理：问题与方法”，从这次研讨会提交的十来篇论文来看，赵树理作品与50年代的政治实践和历史重述之间的复杂型构关系得到了重点关注③。这与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非常急切的否定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重新肯定赵树理、柳青等人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其背后有着各种复杂的话语诉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更加多元化，更加尊重文学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进行评判。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赵树理和柳青的作品中捕捉到了我们当下需要的东西，如果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美学的怀旧或者对“重返现实主义”的呼吁可能有些表面化。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赵树理和柳青的写作内含了一种历史和美学的复杂性，早在50年代，竹内好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经说，阅读赵树理不仅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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