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旁通时行”的道德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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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凶”。对于人的行为来说，元亨利贞，则行为自身为吉，而不元亨利贞，则行为自身为凶。问题在于，人的行为总是朝向未来的，当下的对于吉凶的判断是对于已然过去的行为的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此有所谓吉凶。如果焦循仅止于此，则如我们前面所说，他的易学就仅仅成为对于已然存在的现实的描述，就不能具有对于人的生活的修正的意义。而焦氏易学作为道德哲学的特殊之处即在于此，“失道”的行为，相应的可以在行为的继续展开中得到修正，如果重新与道相合，则可以化凶为吉。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是希望指出，焦氏所谓的旁通有着自身的原则，而之所以会提出这一原则，是为了指向人的道德行为。
牟先生解释这一段时说：“这种道德哲学是建设在生成变易的自然哲学之上的。所以，他以“通”为主，十二言之教，即是通的标准。通即是情通，情通而欲遂，即是团体情欲的谐和。不通即不和，不和为私为蔽为不元亨利贞为凶。故人必时刻以求通而祛凶，必时刻改造现实之不通以希望将来之通，而冀得元亨利贞之吉。元亨利贞是情通之极致，是谓情欲之大谐和，人要必以此为理想。”《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意涵》，第295页。牟先生这里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旁通的通于他人的意涵。所谓“通即是情通，即是团体的情欲的谐和”，对于一种道德哲学来说，或者对于牟先生来说，道德哲学所希望达致的最高境界或最终目标即是“团体的情欲的谐和”，而这即是“通”，同时也唯由经由“通”才能够真的实现这一旁通。
由此看来，焦循以旁通作为他的易学解释的最根本原则，一方面是以此来解释卦象，由同一卦内部以及相应的卦象之间各爻的相反相成的变化，来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建立在对于这一客观世界的解释基础之上，也以此为原则，指向了一种道德哲学的建构，因此，正如牟先生所说，这一道德哲学是建立在变易的自然哲学的基础之上。正因为，自然的变易以旁通为基础，所以，旁通才能够进而成为道德哲学的准则，人生的准则。在牟先生看来，焦循的这一建构方式，正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最为特殊的地方，即自然与伦理之间并非彻底的隔绝，而是伦理来自自然，产生于自然，在自然之中有其根源。“伦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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