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精英的形成和教育的关系再次成为教育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1969年, 弗里茨·林格的《1890～1933年，德国达官贵人的衰落：德国学术共同体》出版，标志着德国教育史学在现代德国史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本书在德国甚至在英美都引起广泛的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菲利克斯·吉尔伯特、于尔根·哈贝马斯、帕尔默等都纷纷给予书评[11]。新教育史学批判传统教育史学家对精英教育和伟大教育史家的重视，忽视了底层人民的教育经验。但是，过度的批判，却导致新教育史学的研究忽视了精英教育。80年代中期之后，精英教育再次成为教育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对精英的形成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的探讨层出不穷，只是新教育史学对精英教育的探讨与传统教育史学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多采用批判视角。如彼得·伦德格伦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化国家的教育？以19世纪德国为例》、詹姆斯·阿尔比塞蒂的《25年之后的德国达官贵人的衰落》、杰弗里·贾尔斯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国家社会主义和教育精英》、谢尔顿·鲁特布拉特的《高等教育中的联邦原则的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等等。在这些研究中，教育史学家已经得出结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未来生活的改变主要是由学历的高低决定的；学校课程应少一些灌输，而应多出现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术语，这样教育对精英社会的形成的作用才会更大。
　　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教育史学开始兴盛。新教育史学在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大成就就是比较教育史学开始兴盛。首先，对不同国家教育体系进行比较，如约翰·克雷格在《一项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解释教育扩张的研究》中证明了关于初等教育扩张的跨国理论。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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