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
|
|
|
动。对领袖的个人迷信被部分破除，极“左”的宗教化革命意识形态被部分否定。伴随这个中国式世俗化浪潮的，是“文革”式群众运动（一种极端的“公共参与”或曰“运动群众”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主体性的讨论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浪潮尽管否定了“文革”时期的“穷才是社会主义”的贫困崇拜，肯定了个体对世俗物质生活追求的合理性，但大众并没有沉浸到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没有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亲密关系或封闭性的私人隐秘经验，相反，政治参与热情被极大激发（比如一部小说、一首诗就能激发大众的持久讨论）。宗教神魅的祛除与世俗公共世界的复兴相携而行。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但它们并不与公共世界对立，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类似哈贝马斯描述的18世纪西方社会的自律个体：既懂得自己的个人权利，具有主体意识，又热心公共事务，有参与意识）的诞生为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新时期最早出现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是从港台地区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如《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等，以及影视剧《霍元甲》、《上海滩》等。对于在单一的“革命文化”（以样板戏为典型）中长大的、时值20岁上下的青年，听这些歌曲真的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动听的“靡靡之音”！记得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中这样描写自己听邓丽君歌曲的感受：“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这个感受对我而言也是很真实的，我想这也是知识界和大众的共同感受。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些所谓“靡靡之音”在当时是作为对极端的“公共文化”（其代表是所谓的“样板戏&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
上一个论文：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三化观”等11则
下一个论文： 当代中国人口政策演变述评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