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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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只是单纯的经济利益的争取，但在政府的“维稳”思维中，这些都是政治性事件，于建嵘用了“抗争性政治”来描述[5]。这是不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运动？
赵：“抗争性政治”是西方学者查尔斯·蒂利（Tilly）提出的，英文叫contentious politics[6]，并不是于建嵘提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出来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应该指的是有组织、有目标的，旨在部分、局部甚至是全面改变社会某些价值观、文化或者是国家政策的集体性抗争行动。但许多集体性抗争，比如像在中国发生的骚乱啊、闹事啊、集体上访啊，它们要么组织性不强，要么目标不甚明确，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定义，却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有着相似。那就是它们都是集体性的、带有一定冲突的、政治性事件，并且它们都能在理论上运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加以理解和研究。这就有了蒂利的“冲突性政治”这一概念，以区分诸如选举、游说、利益集团政治等等的“常规政治”。 价值观影响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
潘：您早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经典，也开中国社会运动研究之先河[7]。编辑：www.ybask.Com 。
书里面专辟一章谈媒体与公共舆论。那么，在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中，媒体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作用有多大？
赵：是这样的，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紧张。其一是，他们对“文革”有着彻底的否定，并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文革”给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国带来的灾难都是由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体制，甚至是中国的文化导致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虽然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有着坚决支持的态度，但是对中国极左的过去却刻骨铭心，生怕中国会走回极左的过去。他们中的少数人甚至认为中国必须采取西方式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才会有希望。80年代末期，不少知识分子到校园频繁做讲座，他们讲座的反体制、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影响了一代青年。因此，在80年代末，虽然中国社会日趋开放，这批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学生与政权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其二是，虽然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支持改革开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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