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有所改变

引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当代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它还有一个副题：“第十二届国际场有哲学学术研讨会”。这两个题目都很有意义。
　　唐力权教授上个世纪末提出“场有哲学”这一观念，并在理论上对它作了系统建构的尝试。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一哲学观念的研究，在唐先生的倡导下，连续出版了以《场与有》为题的系列研究文集，并举办多次学术会议进行相关的学术和理论研讨。我在母校(吉林大学)任教的时候，也有幸参与过《场与有》第三辑的编纂工作，并为文集写过论文。
　　冯友兰先生讲中西文化，曾用“古今”来表述“中西”，把中西的文化差异理解为古今的差异。从常理而言，这一表述似乎并不合适，因为中西思想、文化理应各有自己的“古”和“今”。但吊诡的是，它却又是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现状的一种大体真实的描述，因为我们确实未能真正建立起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形态。编辑：www.ybask.Com 。

　　1994年，唐力权先生来吉林大学作“场有哲学”的学术报告，曾把哲学研究的工作区分为三个层次：思想史、哲学史、哲学，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尚处在“思想史”这一层面。当时，哲学界很多人都在谈“哲学的危机”。唐先生很尖锐地指出，中国当代还谈不上“哲学的危机”，它的危机，只能说是“没有哲学”的危机。所以，他特别倡导哲学的思考和系统的建构。
　　唐力权先生的讲法，与冯先生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现状的判断是相通的，不过唐先生所言，针对性更强，问题提得更尖锐。随着近年中国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变化，当年唐先生的工作及其倡导的学术方向，愈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唐先生讲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危机表现为一种“没有哲学”的危机，真是一语中的，深切时弊。
　　“没有哲学”的危机，岂非更深刻的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它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确实需要有所改变。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