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有所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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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而论，一方面，当时学者自身多具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和人格教养，另一方面，他们虽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对诠释原则却具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思想和学术上并未失去其思想的原创力与其作为中国学术之个性。结合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以构成自己独立的哲学系统，成为当时学者一种自觉的意识，而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向现代中国哲学形态转化过程中一个最具原创力的阶段。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等，都是对中西哲学思想有所取资，而以中国思想为根底所建立的独立的哲学系统。当时的很多中国哲学学者，既是哲学史家，同时又是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既著有《中国哲学史》，又构建了《贞元六书》的哲学体系。张岱年先生既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类哲学史论著，亦有其《天人五论》的哲学系统。他们是用自己的哲学来观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对之作出自己的诠释和建构，而非依傍于某种外在的理论。这一时代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史”贯通着“哲学”和“思想”，而史的研究，也往往以创建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为其最终的归宿。
五十年代以后，上述以西方学科模式和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路径继续大行其道，同时，意识形态逐渐代替思想的创造占据了一元化的话语主导地位，这使得传统学术研究既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局限于学院的狭小领域，同时，学院学术中的历史传统，亦更进一步蜕化为单纯“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资料甚至古董，完全失去了它作为思想创造本原的文化生命意义。整理：WWW.YbAsk.COM 。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国的哲学系集中到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分四个专业组：逻辑学教研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辅导组、中国哲学史料研究组、西方哲学编译组。在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里面，中国哲学的一流学者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辅导、编译和整理史料(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化时代的一个极端化的例子)。在这种情势下，哲学的研究完全脱离了思想和理论的生产与创造，成为一种单纯的史料整理和历史知识的传授工作。哲学的思想生产仅为少数领袖人物所领有；老一辈哲学家或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或只能放弃原有的哲学思考，而专做“哲学史”的研究或具有唯一性的哲学“原理”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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