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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李成桂做国王后不久,因诱女直人口等诸多事端,遂引起朱元璋的不满,遣使诏责李成桂有二侮三衅之罪[4](卷3,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丁卯条),同时指示辽东“高丽人不许过来”,六个行次的朝鲜使臣被拒于辽东之外,大有再次与朝鲜绝交之姿态。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又分别发生了“假倭案”和“表章案”,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对李成桂的不满,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以致朱元璋不顾朝鲜的要求,始终不给李成桂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甚至在《皇明祖训》中说道:“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任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5](《首章》,史部第264册,P168)
  朱元璋把对李成桂和朝鲜王朝的嫌怨写入了《皇明祖训》,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重大,是朝鲜王朝向明朝长时期进行宗系奏辨的根源。朱元璋的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李仁任与李成桂是父子关系,二是说此二人共弑四王。当朝鲜知道了朱元璋这个话后,围绕这两层含义开始了向明朝的奏辨活动。前者称为“辨宗系”,后者称为“辨弑四王”,全部活动称之为“宗系之辨”。来源:Www.Ybask.Com 。

  
  二、“宗系之辨”之始末
  
  朝鲜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始于李成桂本人。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朱元璋要对李成桂兴师问罪,为此先期遣使朝鲜,告祭朝鲜海岳山川等神,祝文中有“昔高丽陪臣李仁任之嗣某(李成桂),今名某(旦)者”之语。针对这句话,李成桂回奏进行辨白:“窃念臣先世,本朝鲜(古朝鲜)遗种,于仁任本非一李……”[4](卷6,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申条)
  建文四年,朝鲜使臣在中国听闻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回国后报太宗国王,引起了太宗国王的重视。永乐元年十一月,国王特具“宗系辨明奏本”一道,遣谢恩使臣李彬等奏送明朝。国王在奏本中再次强调李成桂先世系朝鲜遗种,与李仁任并非一李,乞求改正记载之误。[6](卷6,永乐元年十一月己丑条)朱棣见奏,即下“圣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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