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可投资的场所达到极限,利润本身也达到了极限,这个极限是由对投资的控制决定的,这种说法比较保险。
当剩余价值不能进入生产资料时,过剩资本必然表现为市场上的剩余商品,或产能利用率降低。尽管在形式上这像是消费不足,但实际上不是,而是各部门间的不平衡。
最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中,自觉的统治阶级及其采取的策略的作用变得愈加重要,同时价值规律作用式微,这两种因素密切相关,共同引发了复杂的现代危机。
从逻辑上来说,本文与托洛茨基的长波概念是一致的,前提是我们要把自觉的策略融入这些波动当中。换句话说,随着资产阶级越来越意识到其集体利益及维护这一利益的手段,他们会采取中长期策略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决定投资或不投资,在哪投资,什么时候投资,用什么方式投资。资本出口虽然使国内工业缺乏资本,但却已延续了一个世纪,最初是通过直接殖民的形式,后来是通过新帝国主义的形式。“二战”后,为了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建立福利国家、发动一系列战争,进行了大量投资。当工人阶级提出更多要求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改变策略,转向战前策略的一种变体,即金融资本。整理：WWW.YbAsk.COM 。
但是这次,因为资本出口,特别是出口到中国,所以对国内工人阶级的让步减少了。为控制局面,他们采取了一种压制性的经济政策,而这种政策也达到了其功能的极限。
我们不能重复过去的观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看作是毫无方向的实体,其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资本的运动。鉴于资本本质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反抗的自觉性,资本主义必须自觉地运行。投资具有长期性,因为涉及数量大,且需要研究,而投资的长期性要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再则,政府必须提供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设施、电力等,而且他们必须要有资金。而当人们需要增加养老金、残疾补助、失业金等福利时,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更需要被统治、被管理。其结果是管理和市场或伪规划和价值规律的混合,而这两者并不一定能预见得到,也不一定能和谐共存。因此在市场条件下,在工人战斗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产生了对两者统一性的要求。
显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转向金融资本表明国家和资本家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和业务外包,从控制经济中抽身而退。政府努力减税,减少公共开支,并把对经济的控制手段从财政手段转向货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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