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胡风１９５４年的三篇影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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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种多少带有政治权力性质的要求。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要么不写，要写就得写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
胡风对苏联多少年来有感情，对这一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深信不疑。作为对文艺有深湛理解和研究的他来说，深知创作肯定类、赞美类的作品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在50年代初就看到不少描写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品充斥了乐观、浅薄的赞美，感觉那与艺术要求尚有不小的距离。对于他来说，由于过去长期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习惯了以批评性的眼光思考问题和写作，让他立即描写新人物，短时期内那是无法做到的。现实经验和理论积累都使他意识到，尽管50年代的劳动人民精神昂扬，但他们短时期内克服像“精神奴役的创伤”之类的精神弊病，恐怕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要写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甚至是典型人物)，他更是不知如何下手。为了扬长避短，也是为着配合形势，特别是为着应付约稿的事，他不得不进行另一番工作。既然不便立即评论国內现实题材作品，那就把注意力转向国外吧。于是，他留神有关描写国外工人阶级题材的文艺作品，他精通日文；加之曾于20世纪30、40年代翻译过日本表现工人生活斗争的作品，所以他对日本的文艺界是比较了解的。整理：WWW.YbAsk.COM 。
恰好国内放映一些来自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电影，这使他有机会接触表现工人题材生活的电影。因此，写出的批评文章自然也就别有景象。在《生活在发言》的附记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初衷，就是以此来向观众、读者进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教育。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由于不是完全出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或者说这种写作与自己的审美习惯并不完全相吻合，因此，胡风写作的批评文章可能多少会丧失某些个性。至此，我们不能说，胡风江郎才尽了。我们只能感叹，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一个有真诚心的作家，艺术家在面对文坛时心里有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和思考。实事求是地说，纯粹艺术性的批评，那种类似苏联形式主义的文本化的文艺批评，胡风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对于文学是如此，对于电影作品，他同样如此。
晚年的胡风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批评者进行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动机的。问题是，最正确的理论，也有一个应用者(批评家)对它的理解是否有错误的问题。即使没有错误，也还会有批评者应用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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