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生态化模仿
　　自然法理论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取向及其建立做了合理性辩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态困境的凸显，资本主义政治在人对生态的关注的背景下，其对自然无限制剥夺的价值观在生态学层面上陷入困境。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从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的视域中审视了生态危机，由此产生了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扩大，它要求人类重新思考政治的目的及其走向问题。来源：Www.Ybask.Com 。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第一次以系统的科学论证向世人敲响了环境警钟；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随着自发的生态运动的日益高涨，20世纪80年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绿党，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生态社会主义则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重大影响。
　　政治哲学的生态化模仿是和谐价值观念的延伸，政治哲学的生态化是政治的自我适应。政治与生态的社会性决定两者必然交织在一起，作为整体而存在，一起融入整个人类社会史中。生态环境破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而政治作为一种直接与强大的力量在一定范围内规范与引导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在这种基础上必须把生态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使其成为政治主体之一，使得生态可以利用这一主体地位进而影响其他政治主体，达到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实现政治自身新的生态式平衡，使政治走向符合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避免陷入纯粹的、片面的“自然优先性”指导下的生态化的政治。
　　若使政治哲学的生态化模仿成为现实，须阐释生态模仿对政治的意义和构建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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