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文学“劳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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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新鲜的思维与言说，对“良心”的频繁慨叹与皈依便是老乔思想匮乏和忠诚于自身文化的体现。他的小说就像中原文化内部纠葛与冲撞的切片，注定是没有希望与出路的悲剧之行。具体说来，在农民“家一土地”的思维框架中，追求政治进步很难与功利、自私撇清干系，老乔的自我评判，也不例外。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命运》就是一本“赎罪”之作。我常想，若当面讲老乔写作没才气，宽容的他当会一笑了之；但若坚持老乔是个一心往上爬的私利分子，则可能要了他的命。这是老乔最抹不开的地方，大花的疯狂便是老乔脆弱的演示。他的文学，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井喷”，也当诞生于此。作为一名曾经紧跟形势的“工农兵作家”，老乔能在80年代“返老还童”，与其片面地说是“文革”赐予的苦难与智慧所致，不如说归因于良心内曜(鲁迅语)下人格自我修复的本能。
对政治化的生存，老乔反拨的方案不是另觅他途，却是力图在既定的政治化格局中，通过自我修持与良心复萌求得人性的统一。就《命运》的书写而言，即是“晒私”，包括原谅曾经整他的人；延伸到日常生活，前述的那些颇为自苦的行为，都是老乔赎罪和致力于自我统一的表现。在老乔看来，要跳出公私纠葛与政治异化的陷阱，反叛是不济事的(对既无权又无钱的底层小人物来说，以硬抗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切实可行的只有改变自己的心灵结构，做一个表里如一、真正高尚的人，如同《村魂》里的张老七，在上瞒下骗中，依旧坚奉诚实的准则。也许有人会说这很迂，有“顺民美德”的意味，但就个人而言，它至少避免了势利的指摘和良心的谴责，亦满足了儒家历来对“忠”、“恕”的讲求与中庸的训诫(绝不诉诸极端)。换言之，做个劳模式的人物，在老乔是彻底荡涤自我、人性涅槃的结果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尽管走向劳模的初衷不那么纯粹。
对于那说不清的过去(退伍军人、“穷积极”、阶下囚等)，老乔决计用他的后半生(包括写作与做人)予以“代偿”：不是要去批判、澄清或扭转什么，而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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