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主义的传播及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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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将存在主义文学整合到启蒙—理性人道主义传统中去的目的，是想在反封建角度为传播存在主义文学获取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刘放桐对存在主义文学“新人道主义”性质的界定，则是利用新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功能，赋予存在主义文学一种维护意识形态权威的话语功能。
二、存在主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萨特存在哲学的不断启迪和深化着70年代末以来文学表现人生和自我的发展情状。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对“文革”的反思，卢新华、刘心武等作家创作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纷纷问世，中国文坛从此涌动起一股股“人学”思潮。“人道主义”“大写的人”“文学是人学”以及“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成为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关注的热点。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学是对刚刚过去的那个浩劫时代的叛逆，后来逐渐演化为对中国过去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当时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人生历程和自我意识无不饱含沉重的社会、历史和伦理内容。“伤痕”“反思”文学的流行和80年代初思想理论界开展的人道主义问题的热烈讨论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它显然也受到了当时广受关注的萨特的“介入”文学观的影响。
谌容是20世纪80年代较早受到萨特影响的作家之一，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小说中直接讨论萨特思想的作家。她于1984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讲述了一名普通却极不平凡的妇女杨月月饱经挫折的婚姻经历。该小说的引人注目之处是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借小说人物之口，使用大段篇幅，讨论了她对萨特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影响的看法。她认为：1.萨特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怪杰，是享有盛誉的政治活动家和斗士，他对中国和中国革命抱着友好态度。2.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责任承担”，认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了自己。谌容认为不能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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