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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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当前，中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如新一轮价税财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由此考虑，我们基本的政策主张可表述为：“双创双化双减”。
1.创新：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我们强调：“制度高于技术。”
2.创业：
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要以多种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举措，支持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3.城镇化：
由于城镇化意味着收入的提高、消费和服务的提升、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以及进城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城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
城镇化强烈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经济，这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但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对资产泡沫危险绝不可掉以轻心。
要引导好中国城镇化进程，发挥城镇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镇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地变革。
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推行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的“中国道路”。
4.产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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