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下的妇女异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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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力量同禁令的严厉程度是成正比的。”[2]潘金莲的妖异化也正验证了罗素的话。此外，明清时期在家庭情感伦理关系方面出现了新的转向：夫妻之间的情感生活逐渐被夫妾之间的情感生活所取代[3]；现实生活婚姻制度中“老夫少妻”现象普遍存在，致使妇女的情感无法得到满足[4]。这同样也会使得她们走向私通的极端，一种使得她们感到自我存在的行为。
二、妇女社会活动的增加
从明初到嘉靖年间，妇女几乎没有什么对外交往、活动的自由。在浙江，大城镇如绍兴府，“妇女无郊游，虽世姻竟不识面”[5]；偏僻山区如新昌县，“名门右族，闺门严整，非至亲不相见，街市店肆中不见妇女来往，开张贸易绝无焉”[6]。游历大半个中国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写道：“城市从未见一妇人，即奴隶之妇他往，亦必雇募肩舆自蔽耳。”[7]
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流通加速，日益使得对外交流与活动增多，增加了男女之间的接触。明嘉靖十年，直隶安庆府望江县人汪二汉与王时显为同乡，在交往过程中，汪二汉与王时显妻吴氏结识并勾搭成奸。[8]
一般下层社会的妇女，由于生计所迫，难免经常要抛头露面，男女交往的机会会多一些。同时，妇女也成为岁时节日的主要参与者。除了家祭、墓祭等家族重要活动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外，在一些重要节日，如立春、上元节的公共场合，也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女性也可以外出娱乐，观看民俗演出。隆庆河北《丰润县志》说：“上元节通衢张灯放炬，男女杂游”就是证明。[9]
到了晚明，与“逾闲荡检，反德乱道”[10]的社会风气一致，在性爱关系上呈现出放纵私欲、追求感官刺激的态势。如袁宏道就将“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和“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妇交舄，烛气熏天”等作为人生五大乐事。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新兴的市民气息，唤醒了市民阶层的意识。妇女在这种与传统社会有强烈对比的社会中也感染到变迁的气息。随着明代中后期封建文化土壤的松懈，妇女开始释放自己久蓄的能量，只是在情感“释放”的过程中，盲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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