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发生巨大的转变。就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不久、市场经济刚刚崛起的1993年，我参加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提交了《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论文第四节专门讨论人文学者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建学术自信”；2006年秋冬之际，我又以《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为题，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作了专题演讲，第二节名为“重建人文学的自信”。演讲时没在意，整理成文后，方才发现，如此“老调重谈”，分明隐藏着某种“茫然”、“自卑”或“不确定”。再加上提交给韩国全南大学主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6月1-4日)的《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提交给浙江大学主办的“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5月19-22日)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以及提交给韩国延世大学主持的“人文学的功用与大学改革”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5月26-28日)的《大学三问》，十五年间，我竟然多次搁置自己的文学研究本行，讨论起“人文学”或“人文学者”的困境及出路，难道真的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每次论述，出发点及论述框架不太一样，但内在思路仍有一致性。编辑：www.ybask.Com 。
这一回，关注的是大学体制内部的各种缝隙与潜流，探究当代中国“人文学”及其“从业人员”到底该如何因应时局变化，来达到“内外兼修”。谈论当下的中国大学(而不是“理想的大学”)，以描述为主，略加评说，目的是“立此存照”。不谈“天命”，不谈“历史”，也不谈“大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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