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录取的新生(那时叫法律系)，大都“怀才不遇”--有人原先报的是哲学，有人志在美学，有人想学的是考古，还有人希望转中文系而未果。风水轮流转，今日中国，考生若被法学院录取，-般不会转投哲学系或考古系。其实，民国初年也是如此。那时的北京大学，“从法科转文科是一定可以准的。从文科转法科，那就非常的困难了”--可这不妨碍冯友兰最后还是选择了北大哲学门。换句话说，人各有志，还会有对于人文学痴心未改者，所谓某个学科“后继无人”，大概是危言耸听。但人文学的空间在缩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大学可想而知。在一般情况下，为便于招生，各大学都是“家丑不外扬”。听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畅谈“历史学的困境”，让人感叹：综合实力肯定在全国前十名的浙江大学，其历史系教授只有合并前杭州大学的三分之一，学生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每年只招30名学生，中途有一半转系，能熬到毕业的只有寥寥十几位。难怪当事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文史热”，感觉恍若隔世。编辑：www.ybask.Com 。

　　这当然不是北大或浙大单独面临的问题。大学校园里，“无用”的人文学不如“有用”的社会科学吃香，普天之下，莫不如此。要说此举有什么“中国特色”，那就是古代中国文人曾经有过的“帝王师”梦想，如今正由社会科学家来实现。考虑到转型期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每回政府推出重大决策前，确实都曾征求专家们的意见(或请专家参与起草相关文件)。问题在于，被纳入“思想库”或“智囊团”的，大体上都是社会科学家。至于人文学者，除非你已成功转型，否则很少有机会参与重大决策。
　　既远离商业资本，又淡出政府决策，人文学者即便能说会道，时常在媒体上“呼风唤雨”，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院体制中依然处边缘地位。表面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会说“人文学”不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全都心照不宣：“人文建设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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