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上是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纳税人权利意识凸显出来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产生及其实施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逻辑。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各不相同，因而会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同维度的逻辑进行强调，这一状况使得不同国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标准的选择以及制度安排上出现差异。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目标的情况下，弄清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逻辑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公共服务均等化；纳税人权利；基本逻辑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虽然早在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成长和公民社会兴起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而且19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就已开始大规模地提供公共服务，但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形成与付诸实施至今也不过半个多世纪。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提出与实施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逻辑。当前，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重要目标的背景下，弄清楚公共服务均等化多重维度的逻辑对我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一、纳税人权利的凸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纳税人权利的行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纳税人”范畴的形成、存在、发展和演变是公共财政制度得以产生的最初源头和基础性的前提条件^［1］。 “纳税人”范畴其实就是公民身份在财政税收领域中的具体化，完整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首先应当是纳税人作为公民在宪法层面上享有的权利，当然税收征管层面上的权利也包括在内。LOCalHost
纳税人宪法层面上的权利是伴随着作为公共财政具体承载体的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获得的。在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确立的过程中，经过市场和资本数百年的努力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反复曲折较量，纳税人权利的外延不断得到丰富。从一般意义上看，纳税人作为公民在宪法层面上享有生存权、财产权、选举权和平等权等权利，但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看，纳税人主要的宪法权利是“赞同纳税权”以及由之引申出来的“政府服务权”和“代表选举权”。在纳税人的诸多权利当中，最早取得而且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赞同纳税权”。“赞同纳税权”指的是政府向纳税人课税必须经过社会公众自己的同意，没有纳税人的同意，政府是不能课税的^［2］。“赞同纳税权”具体是通过代议机构来行使的。代议机构由社会公众选举产生，对社会公众负责，受社会公众的制约；一旦税收法律草案获得了民意代表机构的批准，就意味着税收获得了社会公众的批准。虽然早在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就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非赞同毋纳税”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得到很好地遵守，后来又经过议会与国王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持续斗争，直到17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逐步开始真正执行。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纳税人之所以会以代议机构批准的形式同意缴纳税收，主要是因为纳税人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又是纳税人自身生产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纳税人需要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只有纳税人自己最清楚，因此在取得“赞同纳税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之后，纳税人自然而然还要将控制权延伸到税款的使用（即财政支出）上来，于是就产生了纳税人的“政府服务权”。纳税人“政府服务权”的外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得到扩展。在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确立的早期和中期阶段（注：在历史上，英国最早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所以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确立阶段的分期一般以英国的分期为准。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早期阶段始于1215年，中期阶段始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近期阶段始于1852年（转引自张馨等：《部门预算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责定位也不清楚，所以纳税人还未明确而清晰地产生“政府服务”的意识，此时纳税人“赞同纳税权”虽然已开始从仅对税收进行控制延伸至对财政支出加以控制，但这一阶段对财政支出的控制还只是停留在议会对王室开支以及政府的军事支出等的控制上。尽管如此，但纳税人的“赞同纳税权”向控制财政支出的延伸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政府服务权”。进入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的近期阶段之后，在市场机制发育日渐成熟和政府职责基本明确的情况下，纳税人对财政支出的控制就逐步从仅仅是压缩王室开支和军事支出等转到要求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多地集中到公共服务领域，此后又提出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正是在这一时期，纳税人萌生了“政府服务”意识，纳税人的“政府服务权”也逐渐得以确认。“政府服务权”的确立意味着纳税人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居于主体和支配性地位，政府为谁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怎样提供公共服务等都是由
纳税
人的意志决定的，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决策的结果。进入20世纪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思想随着市场体系的快速扩张而进一步深入人心，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的公民社会也尤为强调“平等”，它既强调社会成员地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以及权益的平等，也强调社会成员及其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平等，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又提出了“财政剩余均等化”的概念^［3］。正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民社会所蕴含的“平等”理念以及社会公平外加方式^［4］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纳税人“政府服务权”的外延又从要求政府提供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扩展到要求政府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地提供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上来，即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效率也要注重公平。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公平的实现，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不论身份、地位、收入以及居住地点等状况如何，都能够享有政府提供水平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而这恰恰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基本的题中之义。
“代表选举权”是与纳税人的“赞同纳税权”相互呼应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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