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宫体诗是齐梁时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其内容多为吟咏女性，风格绮艳，甚至有些色情描写成分。宫体诗的作者大都深受佛教影响，有些就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从思想文化和艺术手法的角度来看，宫体诗都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宫体诗 佛教 色欲异相 声律

宫体诗产生于六朝梁代大通年间，其名起于简文帝萧纲：“(简文帝)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南史·梁简文帝记》)。然而自鲍照、汤惠休、沈约、梁武帝萧衍以及刘孝绰、王僧孺等人的艳体诗已肇其端，只是到了梁、陈之世才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对女性的审美观照，同对器物的审美观照的心理是一样的，少数作品表现了宫中淫荡的生活。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
宫体诗的出现不能简单归结于上层生活的浮糜，而是自有其渊源与背景的社会原因。魏晋南北朝是佛教文化逐渐本土化、逐渐系统化的昌盛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到了南朝时期，早在魏晋时期就极力衰弱的儒学更不受欢迎，《南史·儒林传序》记载：“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立不能十年；盖取文其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棺，公卿罕通，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佛教和老庄哲学是这一时期思想、学术的主流，并且逐渐渗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文学。宫体诗的主要作者都深受佛教影响，甚至是很虔诚的佛教徒。lOcaLhoSt梁武帝曾作《净业赋》以佛教的观点猛烈批判、否定现实享受，其中指出人们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为非，并把它们上升到“殃国祸家”的高度来加以否定，另外如《广弘明集》所载简文帝《六根仟文》、沈约《仟悔文》及梁君臣同作之《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就集中体现了他们以佛教的观点对现实的声色生活作出的反省与思考，其立身之道是非常严谨的。这看似矛盾的“立身”与“为文”之间的矛盾似乎成为一个悖论，事实上如果深入分析佛教的内容以及佛经的传法特质，不难从宫体诗中找到佛教的蛛丝马迹。

一、说法中的色欲异相

佛教主张“缘起、性空”，主张由“色”入“空”。教人看透世间万象，才能放下一切，立地成佛，于是佛经中多有对世间百态的描绘，对女子色欲的描绘也是其中之一。更有佛经故事说，佛化为妇人，专供人淫欲，后又变为骷髅或一团血囊，以教人看破红尘，投入空门。《方大庄严经》第九《降魔品》叙述波旬魔女以淫欲迷惑佛陀，共写其三十二种“绮言妖姿”，或“涂香芬烈”，或“媚眼斜乜”，或“露髀膝”，或“现胸臆”，“恩爱戏笑，眠寝之事，而示欲相”。佛经不过借这些描绘来劝化世人，不要为美色所惑。这些描写与印度的文学传统有关，汉化后，加以翻译的润色，许多文字极为轻艳，中土汉译佛典《方大庄严经》凡描摹情欲画面者，皆着力于刻画女子的身姿丽颜，突出女子身段仪态的动态画面，予人余波荡漾感，且用字遣辞流于香艳色彩。
佛教文化的这种观念，首先影响到一批佛教僧侣文人，他们开始创作一些内容淫艳的诗歌，如宋齐时期的释惠休、释道猷、释宝月等人的诗作，《诗品》评为“淫靡”。故清初毛先舒《诗辨坻》有“六朝释子多艳词”之叹。梁武帝有《欢闻歌》一：
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极郎思，俱期游梵天。
佛意更浓，梵天之中，“男娶女嫁，身行阴阳，一同人间。”正是其意欲脱离欲界苦海，以玉池莲心而入清净梵界的心声写照。故我们可知，宫体诗中多仿佛经而写男女之情欲，写女子作态，正是为了展示其为世间诸恶之根源而教人们看破欲色之美，以劝化世人。

二、赞佛偈对宫体诗写实白描风格的影响

虽然在宫体诗之前，亦有对女子美貌的描写作品，然欲如宫体诗一般，通篇将女性肉体各部、乃至衣着姿态等，皆作细微而具体的白描雕绘，实不多见，即便偶有歌咏女性美的诗篇出现，也多是点缀性质，比例上未尽全篇，且写实成分少。
宫体诗之前赞佛偈中写实描摹人物的白描技巧即已存在。赞佛偈是属于汉译偈颂中的一型，其特点为歌咏赞叹佛菩萨、天人的妙行殊德。或写其功德，或绘其相貌。对于以图绘手法将佛菩萨的庄严相貌描摹而出者，可以发现其工笔雕绘的写实刻画风格与白描技巧，此特色与宫体诗的女姿描摹，二者虽于对象题材上完全不同，然于精神上却有其相通处。赞佛偈所描摹的对象，虽大多非女子，然其由头至脚，工笔刻画的写实技巧，及其白描语言的风格，与宫体诗的创作精神，有其相通处。而东汉至齐梁，佛教兴盛是社会现象，文人士子乃至贵族帝王，喜读佛典，也是一历史事实；而宫体诗的写作群中，为佛教徒者实为不少，不仅于史籍中见诸记载，于其诗歌中，我们亦可看出佛教对这些诗人的影响，则宫体诗与佛典偈颂的会通，似亦无法断然否定。

三、声律说的兴起和格律的初步使用

宫体诗的艺术美就在于格律的工整和形式上的对仗。在宫体诗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格律，
但是尚未形成一种理论。魏晋南北朝诗歌在形式风格受佛教影响而做出的创新更为引人注目，主要体现在它将当时音韵学上的最新成果运用于诗歌创作，“四声”的发明乃受佛教影响的产物。僧慧皎在《高僧传》中说：“……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破，若用汉曲以读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既然汉语语音不适合于佛经的诵读于是当时的佛教人士就开始做出举动，按照梵音的声调，反切就形成了。反切的盛行，声音的分辨趋于精密和准确，四声也就有了出现的机会。四声的成立得益于周禺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
慧皎《高僧传》著录了许多善声沙门的故事，如《齐东安寺释昙智传》记载东晋以来特别盛行的民歌及文人拟乐府民歌中的“送”，似乎就与佛经转读有关系。而记录东晋民歌之王僧虔与善声沙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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