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党成为全

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3](p328-329)
除此之外，现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安排中还存在一个逻辑缺陷：即授权者不能对受权者进行监督。以全国代表大会为例，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之后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并且不再听取该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对其进行监督。虽然每届党的代表大会都在听取和审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但每届党代表大会所听取和审议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不是由它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而是由上届党的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由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选举与被选举、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因而也就难以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要改变这种有悖逻辑的组织关系，也应当实行代表大会的常任制，使代表大会能切实地履行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职能。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集权、专制和腐败。党内长期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脆弱的状况，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并成为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中国共产党只有改善党内的权力结构，扩大党内民主，才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领导的主动权，而选择这种取向的便捷方式则是挖掘自身的民主资源，强化党的代表大会的功能，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并把各级党代会确立为各级组织中的最高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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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调整党内权力关系、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前后，学术界关于恢复党代会常任制的讨论非常热烈，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在11个市、县、区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实践证明，实行党代会常化制，有利于调动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带动广大党员更加关心党内事务；有利于发挥党代会作为本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作用，加强和改善党对地方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委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加强党内民主监督，推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4]。因此党的十六大要求继续扩大该项工作的试点。笔者以为，应当以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为契机，对党内领导体制和监督机制进行如下改革：
首先，要确立党代会在全党的惟一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党的九大以来，党章均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根据这一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分别有两个。那么，一个政党，能否有两个并列的领导机关？如果有可能的话，何者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关呢？根据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由中央委员会召集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分配、选举办法以及代表大会所要讨论、决定的问题，也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事先决定的，代表大会所要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也是由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也就是说，整个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密安排下进行的，或者说在制度安排上代表大会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每次时间仅为一周左右。在长达近五年的时间里它基本不能发挥“最高领导机关”的作用，全党的权力实际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无论是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还是在十分短暂的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都行使着最高领导机关的职权。这样，党章中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落到实处。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党的领导体制切实地推上民主化的轨道，党的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必须作以下的调整：(1)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代行其职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地方各级委员会代行其职权。(2)党代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3)在此体制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拥有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各级党代会拥有对各级党组织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和对各级委员会相应的领导权、监督权。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后，党的权力由代表大会充分享有，在每届任期内定期召开大会，行使任免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党的各级委员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党内就会形成一种明确的委托授权关系，从制度上确保党的权力机构能对党委会和党的各级领导实行有效的监督，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各种权力最终都真正隶属于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力运行机制。
其次，应当建立党代会领导下的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监督机制。1979年党的纪检工作恢复以后，实行的是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20多年来，这种工作体制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发挥各级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同级党委对同级纪委拥有实际的领导权，不仅使纪委难以发挥对同级党委的监督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纪委其他作用的发挥，因此应当在党代会常任制的条件下对纪检工作的领导体制予以改革，建立一个垂直领导、相对独立、与党的各级委员会并行的纪律检查工作系统：(1)中央纪委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党代会闭会期间其工作受中央委员会指导，但有在党章和党内其他规章制度范围内独立履行职责的权力。这样，既保证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又保证监督职权的独立性。(2)地方各级纪委向同级党代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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