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仁：我赞成罪犯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新中国监狱工作的历史说白了实际就是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历史。这一点无须更多的证明。在《监狱法》颁布之前，监狱称之为劳改队、监狱局称之为劳改局；监狱的最高法规称之为《监狱、劳改队管教细则》；罪犯改造称之为劳改。追溯一下历史，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楚。新中国监狱工作起步于解放区根据地的监狱。根据地革命政权下的监狱一穷二白，没有能力将罪犯闲养起来。唯一的办法是组织罪犯劳动，自食其力。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包括了罪犯的劳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经济状况到了崩溃的边缘，组织罪犯劳动同样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这就是当时的国情。正如大家都知道的，1951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做出了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决议，毛泽东在审定这个决议时，亲自撰写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就是后来的“三个为了”的劳改工作方针。正是在正确的劳改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我们改造了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以及大批历史******罪犯和各类刑事罪犯。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劳动改造罪犯有充分的理论支持，这就是马列主义的劳动改造人类的伟大理论。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新世纪，中国监狱事业要发展、要前进、要创新、要突破，正确的选择是继承和发扬劳动改造的好传统、好经验、好作风，劳动改造是新中国监狱工作的根本特色，丢掉这一特色去寻求什么创新突破，是对新中国监狱工作的根本否定，这是危险的，是误导。
阿明：新中国50年的监狱工作历史的确是劳动改造罪犯的历史。这是客观存在，没有人反对和否定，也是反对和否定不了的。这应当成为我们监狱工作的宝贵财富。不仅在今后的实践中充分应用，并且在理论上充分研究，形成系统、准确的劳动改造价值理论。
客观地说，劳动的价值对人类来说是巨大的。如对人类的进化意义，这是一种哲学的、抽象的意义。具体的、具象的社会学意义是对罪犯的改造价值。这一点不仅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识到了，在这之前的18世纪中叶，英国的法学家就主张：通过劳动对罪犯进行改造和教育，使他们养成劳动习惯。19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更强调劳动的矫正作用。1846年，第一次国际监狱会议，就注意关注罪犯的劳动问题。1955年的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还通过了监狱劳动的决议，并在其总则中明确“凡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现在罪犯参加劳动已是国际行刑的趋势。稍具体一点说，罪犯参加劳动有下列积极的作用：减轻监管安全的压力；罪犯学会一定劳动技能；为社会创造一定财富；一定的矫正功能；培养罪犯的纪律观念等。
同时，我们还应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放远一点，这样会使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劳动改造的价值。在中外监狱史上，罪犯劳动经历了漫长、曲折、艰难的演变，我将其概括为4个不同层次的价值蕴涵：第一层次的价值蕴涵，罪犯劳动体现为以折磨、残害为目的；第二层次的价值蕴涵，罪犯劳动体现为以苦役为目的；第三层次的价值蕴涵，罪犯劳动体现为以追求赢利为目的；第四层次的价值蕴涵，罪犯劳动体现为以改造人为目的。我们目前处在第三层次与第四层次之间的状态。这样，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把握罪犯劳动的整体态势，而不至于混淆概念，或者在研究中发生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以此为认识基础，我以为，评价、分析罪犯劳动价值，可否达成下列共识：首先，必须充分承认劳动改造的价值。认识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否定这一点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其次，还必须承认劳动改造价值的有限性。任何真理都有它的合理取值范围，超出其合理取值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哪怕是同一方向的一小步。复次，劳动改造必须并且仅仅必须体现为改造的意义，才是真正、原本意义上

的劳动改造价值，任何变通、扩大、包装、扭曲都是不妥的，甚至是非改造意义的；再次，劳动改造价值的复归和原本意义的再现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当今中国，一定的条件实质就是监狱职能单一化；最后，劳动改造作为中国监狱工作的特色，用国际行刑趋势衡量，还存在不足与差距，必须加以克服与改进。你刚才说的劳动改造皇帝、战犯的问题，我以为应当实事求是评价，实际对他们的劳动改造，大多是限于学会生活自理以及养花、打扫卫生一类的辅助劳动。再说，现在的刑事犯和过去的皇帝、战犯乃至其他罪犯，其改造的逻辑起点也大不一样。谈到这里，我们似乎基本清楚，所谓罪犯劳动回归改造本意，并不是否认更不是全盘否认或彻底否认劳动对罪犯的改造价值，一些人之所以高举劳动改造价值的大旗，义愤填膺地批评罪犯劳动回归改造本意的主张，不仅仅是误解了回归改造本意的核心价值，而且犯了逻辑上致命的“偷换概念”的错误：把回归改造本意当作取消劳动改造的假想敌人猛追穷打，结果使自己犯了极端主义的错误；故而其劳动改造价值论的内容也没有超出常人的认识范围。
谈到劳动改造，不能不涉及罪犯改造手段的问题。我们在长期的监狱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劳动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三大改造手段。这些改造手段的作用《监狱法》已给予肯定。那么，三大基本改造手段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基本手段，是否承认其他的手段？这是个基本理论问题，理应搞清楚。好在实践的探索正在深入，不仅对三大基本改造手段进行了拓展、延伸，而且创造了新的手段，有的手段正在有望上升为基本改造手段。如心理矫治手段，正在监管改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明显区别与上述三大基本手段：心理矫治手段是心理矫治专门工作人员与罪犯平等交友为原则，以化解罪犯心理障碍、减轻心理压力，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为职责的一种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评价，今后都不宜作为依附教育改造手段的一种具体手段，条件一旦成熟，心理矫治手段应作为第四大基本手段。再如亲情规劝手段，从感性上来理解，也有别于以“三课”教育为主干的教育改造手段。亲情规劝手段与教育改造手段在工作主体、方式、方法等机制以及思想、心理转变、转化的机制上都有质的不同。并且，亲情规劝手段的构成已经比较丰满：亲情共餐、亲情电话、特优会见、离监探亲、帮教协议等。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三大基本改造手段以及有望上升为基本改造手段的心理矫治手段和亲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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