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和一定范围的人身权；而民事诉讼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一般只涉及公民的财产权。与刑事诉讼不同的是，民事案件的错误可以获得实质性和完整性的补救。三大诉讼对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影响的严重程度，刑事诉讼最高，行政诉讼居其次，民事诉讼最低。因此，在三大诉讼中，对证据的不同要求既具有现实意义，也是可行的。

这三个证明标准就是优势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优势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使执法者相信案件事实的存在比不存在更具有可能性，要使执法者相信其所提供的证据比对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指所认定的犯罪事实排除了所有的合理怀疑。在三大诉讼中，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一般采用优势证明标准；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等程度最高，一般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犯罪嫌疑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条件下，应当采用优势证明标准。也就是说，刑事诉讼采用混合证明标准；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介于两者之间，采用严格程度介于其间的证明标准，即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什么是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比行政相对人的证据具有明显优势；二是允许存在合理怀疑；三是行政机关的证据之间具有清楚的逻辑关系；四是行政机关的证据充分而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虽然目前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的要求还未作出明确的修改，但理论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司法实践中也在陆续采用上述不同标准，这也是下一步诉讼法律修改的一个基本方向。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主动适应这些变化，在执法活动中，要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减少无谓的资源浪费，既要提高办案质量，又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四）以诉讼为标准，提高执法办案质量，维护公民合法利益。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司法救济途径，相继出台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两个司法解释。这些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出台，必然对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产生重大影响，但一些基层领导和民警对此麻木不仁，反应迟钝。不仅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与十六大精神背道而驰，不是从规范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

要求来考虑问题，而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如何方便管理、简化处理的思维模式上。公安机关必须端正执法观念，进一步增强诉讼意识，要以诉讼为标准，规范执法办案程序，要用诉讼证据的要求来固定、提取、转化证据，提高证据的证明效力，使每个案件的质量都能达到诉讼的要求，经得起法庭诉讼中质证的考验，以过硬的执法办案质量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

（五）转变习惯的执法思维模式，主动适应诉讼模式的变化和要求。在传统执法观念的影响下，民警普遍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维模式。从80年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公检法三家关系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三家处于不同的诉讼阶段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追究法律责任。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关系。司法机关是国家强制力的化身，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这是执法人员的习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对司法人员的影响根深蒂固。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采用对抗式诉讼模式在中国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初步确立。在这种模式下，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庭处于中立地位，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法律监督职能进一步弱化。检、警作为控方，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控，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这些变化对民警的传统思维构成极大的挑战。传统的公检法三机关对疑难、复杂案件在庭审前通过协调统一认识，或通过党委政法委协调办案的做法也将被逐步淘汰。审判独立、司法机关各负其责的原则将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必须主动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冲击，提高自身素质，转变习惯性思维，提高执法办案质量。

转变执法观念、端正执法指导思想、创新执法理念不应该只是口号，而应在公安机关执法的制度以及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更新观念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有长期宣传教育的思想准备，更新观念又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精神，等待公安机关的将是一条充满挑战和荆棘但也是阳光大道的未来。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开展“大讨论”活动，都应以转变执法观念，端正执法思想，树立现代执法理念作为重中之重，才能真正树立起为民执法的意识，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职业良知和责任感，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切实担负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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