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向该警察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对行政复议不服的，被处罚人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4）对一审法院的裁判不服的，可向该法院的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但域外警察对其管理的事项，却基本上没有行政处罚权，即除了对轻微的违法行为可处以少量罚款外，几乎都是由警察机关（或通过检察机关）移送给法院进行处罚的。如按《德国违反秩序法》规定，对违反秩序的行为，德国警察机关仅可作出警告和5-75马克的警告罚款（直接生效，被处罚人无救济权），对其他的，警察认为是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认为不构成犯罪的，移送其他行政机关处理。

在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台湾《社会秩序维护法》之规定，行政处罚种类有拘留、勒令歇业、停止营业、罚锾（相当于大陆的罚款）、申诫（相当大陆的警告）。但警察仅有权对违反该法之行为人处以罚锾、申诫和罚锾并处没入、申诫并处没入的处罚。其他的，警察机关在调查后，移送给法院简易庭，由法院进行处罚。对简易庭的处罚，若被处罚人或警察机关不服，两者均可向法院的普通庭提起抗告，对普通庭的裁决，不得再行抗告。对警察机关直接处罚的，被处罚者可向警察机关声明异议。警察机关对该异议作出两种处理：一是采纳被处罚人的异议，撤销或变更原处罚；二是坚持自己的处罚，在添具意见书后，将案件移交给简易庭，由简易庭裁决。对简易庭的裁决，不得再行提起抗告。

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在我国大陆，只要未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后果，哪怕是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超速200码驾驶，都不认为是犯罪，都由警察进行行政处罚。但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基本上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由法院判处刑罚。如在香港，一旦测试驾驶者体内的酒精含量超过法定标准，一经定罪后就会被判处监禁3年、罚款25000元港币、记10分违驾记分、强制参加驾驶改进课程，及可

能被取消驾驶资格。在美国，虽然警察对于闯红灯、超速驾驶、驾驶无车牌的车辆、违规掉头、违规停车等一般交通违法案件，可先直接向当事人开出罚款单（如果当事人在收到警察开出的罚款单后服从，就到法庭交纳罚款），但裁决是由法庭进行的。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警察在多数情况下需作为证人和指控方出庭，当事人可以进行辩解、提出反证。然后由法院裁决是否对当事人进行罚款、停止或吊销驾驶执照、学习一定期限的交通安全课或免除处罚等。就此而言，对不作为犯罪处理的交通违规案，美国警察也仅有“开出罚单”权。

可见，我国大陆警察行政处罚权过于强大：一是处罚种类多。既可以作出警告、罚款、吊扣相关证照、拘留、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几乎涵盖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中所有种类的行政处罚，也可以作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而域外警察基本上只能作出警告、小额罚款的处罚，其他的均由法院进行处罚，特别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院作出。二是处罚幅度大，且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金钱罚方面，警察可对行政相对人处以5元到数万元的罚款。如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7条规定：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对发生在本单位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制止的，由公安机关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在自由罚方面，可处以1日的行政拘留至最长为4年的劳动教养。

四、我国警察行政权总体仍“强大”、“自主”

从权力内容上看，我国警察的公共场所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等21项行政职能，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从执法手段上看，我国警察可使用警灯警笛、手铐、警棍等多种警械，可采取盘查、留置、强制驱散、强行遣回原地、强制治疗、强制铲除等多种强制措施；从行政处罚种类及幅度上看，我国警察可作出警告、罚款、吊扣相关证照、拘留、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几乎涵盖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中所有类型的行政处罚，其幅度，在财产方面，从5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在人身自由方面，最短为1日，最长为4年；从行政处罚程序上看，我国警察有权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及采取怎样的强制措施、是否给予处罚及给予怎样的处罚等等。我国警察包办了调查、处罚的裁决及为实现处罚的执行。从时空上看，警察24小时工作，警察不仅巡视着现实世界的角角落落，也巡视着由网络等构成的虚拟世界。总之，我国警察行政权的最显着的概括性特点是：“强大”、“自主”。

警察行政权的上述特点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警察对公民自由的过分压缩，必然会导致其自身的失范。这种特点反映了我国警察的管理手段仍以强力控制、规制、约束为主，体现的是权力本位思想。在当前我国公民正逐步走向权利的时代，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呈现出互动、合作与平衡的时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正相互借鉴、吸收甚至融合的时代，警察行政权也应顺势而调整自身的特点，以实现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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