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只是在如何达此目的的手段或说方式上。但是就是这个方式，大家却是各说各话、众说纷纭。就像我们对法律是什么的讨论——边沁和奥斯丁认为，主权者的普遍性质的命令就是法律，这样，在他们的法学理论中，“主权者的普遍命令”就是识别何为法律的基本标准。格雷说，法官所说的就是法律，于是，在其理论中，“法官所说的”便成为基本标准。而霍姆斯以为对法院将要做什么的预言就是法律，卢埃林以为法官的行动就是法律，凯尔森以为可以追溯到基本规范的规则就是法律，哈特以为符合承认规则要求的规则就是法律，因此，“对法院将要做什么的预言”、“法官的行动”、“基本规范”、“承认规则”便成为其各自的基本标准。为此，我想说的就是正如圣·奥古斯丁对什么是时间的讨论中所说的：“当没有人问我时，我是知道的，但是当我试图向别人解释时，我却是不知道的。”因此我觉得刘星的话值得回味：“在我们讨论什么是法律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姿态是什么？”为此，我以为也许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时，可能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姿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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