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城郊结合部或者繁华市区内，形成了聚集外来农民工进行生产、生活的特定区域。如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四川村，广州的石牌村、瑶台村、三元里村等。而“城中村”的异常畸形也是有目共睹的，“城中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极其混乱，外来人口膨胀，里面的出租屋成为黄毒赌的温床，“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穴，制假贩假来源之地，……这些和现代城市的生态、整洁与文明是大相径庭的。〔3〕可见，中国城市中以“城中村”形式的贫民区已初见端倪。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采取的不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采取的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方式，而是采取了农民工流动的形式。农民工作为“城中村”活动的主体，本身就带有边缘化的色彩，一方面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农民，但又长期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是工人，但又不是城市居民。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只有用“边缘人”这样的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表达出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他们本人及其家属往往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遭受各种歧视，生活在城市社会的

最底层；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来到城市，但梦想又往往被现实碾得粉碎；他们的权益随时可能受到侵害，他们的子女不能正常入学，他们没有任何保障形式的呵护，他们在城市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封闭的城市体制抛向城市公共政策和城市管理的社会边缘。因此，这个社会群体越来越具有边缘化的倾向，这种新的边缘化贫困群体正随着我国局部的过度城市化而膨胀，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第三，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双向运动的特点。有的学者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看作社会断裂的一种形式。而形成社会断裂的机制可能不同，有的可能是行政性的，有的则是市场性的。由此把“城乡二元结构”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前者是用人为的制度因素或行政手段（如“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生活品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将城乡分割开，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由这些行政制度因素构成的，直到近年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逐步开始弱化，但并未完全退出社会生活的舞台。而后者是用经济等“自然”因素（如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对农业生产提供的基本消费品和非农产业提供的耐用消费品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使城乡在市场经济中断裂为两个世界。后面这种“新二元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导致这种“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产生的，是我们经济生活中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4〕可见，在中国城市化的现实与未来进程中，为了弥补和修复这两种“二元结构”相互交叉和叠加造成的社会断裂，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与世界城市化一般发展不同的一点在于，不是采取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单向路径，必须采取双向运动的方式，也就是中国城市化趋势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城市的再城市化，也可称为城市的现代化；二是农村地区自身的城镇化，也可称为初次城市化。所以在中国，城市化有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农村自身的城镇化。目前，苏南城镇化进程发生的重大转折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苏南小城镇经历大规模调整、撤并，整个苏南板块原来星罗棋布的建制镇数量急剧减少；许多小城镇因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的不同，或是依托中心城市，或是依托开发区，实施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住宅向镇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城镇化战略；一些调整后的城镇和经济超强镇开始走上城镇现代化道路。据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苏南地区三次产业占gdp 的比重分别达到5.2%、54.3%和40.5%.2002年苏南人均gdp 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60%以上。〔5〕这样使延续数十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和理念首次在操作层面被全面突破，标志着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双向运动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初现；标志着以原始乡镇工业为经济动力的城镇化的历史终结，和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的城市现代化的开端。这或许为我们治理农村流动人口的边缘性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二、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中日渐显露的农民工贫困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贫困问题，不乏世界先例。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不尽是利益和效率，也会产生代价和损失。城市在创造繁荣的商贸、舒适的住宅、良好的教育和现代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同时，它也酿成了失业、贫困、拥挤、污染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同城市的发展一样，也在以加速的势头蔓延，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秘鲁利马的印第安人居住区，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街和孟加拉国达卡的市郊贫民区，这种临时性社区每隔5—10年就能增加一倍。如今在发展中国家，贫民区的居民已占城市人口的1/3.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甚至超过城市总人口的60%.20世纪80年代末，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落户的新家庭中，足有72%的家庭位于棚户区和贫民窟。在非洲，这一比例更高，大约为92%.〔6〕在大多数城市的贫民区里，既没有清洁的生活用水也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和供电设施，在贫民区随处可见的是，居住拥挤、垃圾乱扔、污水四溢、环境恶劣。例如在印度的新德里，一座典型的拥有49个房间的两层公寓，居住了106户家庭，共518人，平均每人只有1.5平方米左右。城市的固体废弃物中1/3到2/3没有收集起来。这些废弃物堆积在街头，堵塞在下水道里，造成污水横流，疾病传播。〔7〕因此，在经济落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人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与贫困有关，至少说，与贫困有关的环境问题在这些国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政府难以为这些城市化的人口提供正常生活甚至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条件。因此，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实际上，无论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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