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国反向农本社会倒退，创造，发明日趋沉寂。 1．4 本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对有关中国为何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文献作一简单回顾。第三节以古代中东，古希腊和英国为重点，介绍地理禀赋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各个民族的发展路径的重大影响。第四节介绍赫克谢－俄林理论与内生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五节介绍宋朝及继起各朝的疆域相对人口的变化。第六节用上节列举的历史事实，验证用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假设来解释中国社会长期自陷于农本社会的原因的有效性。第七节为结束语。 二. 有关中国错失工业革命良机的文献回顾 2．1 宋朝之迷 中国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已是历史事实。究竟原因何在？见仁见智。哪个朝代与工业革命的诸必要条件最为接近？也是众说纷纭。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许涤新和吴承明1985）或早期工业化 （李伯重 2000）。国际上有些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专家则认为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黄仁宇 1997 第456页），甚至是中国漫

长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费正请 1994 第90页）。这些问题代表了极为有趣的学术挑战。对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许多今天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值得回味的教训。 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而著称于世界。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手工业生产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漆侠 1999年第32页）。这使人不禁发问，一个面对外族的连年入侵而不能自保的朝代，为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制度创新上却有如此的成就？是什麽原因导致宋朝在逐渐丧失大片成熟的耕地的不利条件下， 获得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宋之后中国是否仅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有质的提高？ 2．2 泾渭分明的两派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其实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答李约瑟之迷的一部分。黄宗智在他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1994 第2－6页）中指出，在中国国内比较典型的看法有循环停滞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相对应的在西方则有冲击－反应论和近代早期论 。在循环停滞论者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态（金观涛 1984）。原因有种种，限于篇幅，仅列举几个。其一为，单一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自给自足性 （陈平 2000）。其二为，自古以来中国正常的制度和生产力的演进经常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甚至倒退，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刘昶1980）。其三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对工商业的回报率，因而工商业无从发展（姚洋 2003）。其四为，中国的文字和语法结构束缚了中国人对法理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国长期停滞于礼俗社会（李韦森 2004）。 与这些观点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早在明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先后受阻于满族的入侵，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许涤新 吴承明 1985）。但是如果将满族入侵和后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不区分它们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产力，会难以说明同样一种生产模式，为何在欧洲大大促进了英国之外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当年的中国却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窒息性的阻碍，这与后来上海等中国近代城市的快速崛起的经验也是不相吻合的。 冲击－反应论是海外的主流看法。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身并不能进步到工业社会，但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 （费正请 1994第8－9章）。中国不能自发进展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明清两朝人口急剧繁殖，使社会剩余几乎丧失殆尽，处于一种高水平的马尔萨斯人口陷井之中，因而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来源 （perkins 1968； elvin即伊懋可1973）。没有来自西方的刺激，中国会继续自锁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而不能自拔。艾德荣（edwards 2005）的最近研究则认为，明以后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使中国的产权体系退化，创造、发明动力消退，使中国无法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 近代早期论者从国外呼应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中国在明清两代并未自锁于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之中 (lavely and wong 1998；lee and wang 1999) ，或认为至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和西欧发达地区如伦敦一带旗鼓相当（pomeranz 2000）。这种观点认为，若无后来的西方的冲击，中国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可能。 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国在明清两朝的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又认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劳动密集型，演变为英国式重型结构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不高 （2000， 第11章）。 2.3 内卷化论和发明模式论 黄宗智（1994 第16－18页）则认为以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他一方面认为明清时代中国的确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否认循环停滞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每日边际产品递减与城市中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存在。他甚至认为后者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内卷化 或过密化。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西欧意义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观察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的经验之后他又得出结论，工业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进行，因而提出要寻找第三种理论和第三种发展道路 （黄宗智 第36页）。 林毅夫（1995）则探讨了人口与实用技术的关系。据他研究，在基于经验的发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的庞大人口使中国在创造、发明上有人口优势。但是，15世纪之后，欧洲采用重复试验的模式从事创造、发明，使发明、创造取决于试验的频率，与人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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