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 and yeung (1998)表3.1。 6．2城市形态的显著变化 宋朝的城市形态与汉唐时相比，也有极大的区别。汉唐时城市主要为政治控制或军事防御而设，因此一切制度规则

的设计都为确保城市的安全。商业活动从属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必须在官方设置的坊市内进行 。坊市四周有围墙，大门可以锁闭，有市吏把守和军兵巡逻，定时开闭。坊市关闭之后，商人和顾客要等下一天再得进内（陈智超 乔幼梅 1998）。入夜城门紧闭，实行宵禁。闲散人员夜行可以判刑。坊市之外的街道不准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一般居民住宅的大门必须开设在大街两边的小巷里，称为里或坊，也有围墙，大门，和专门的官吏把守，按时开闭。坊里仅为居住之地，不得经商 （杨宽 2003 第237－238页）。可想而知，这种内向型的城市设制对工商繁荣，物资交换，信息的流通，人际的互动必定造成严重障碍。宋朝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限制。城市出现许多繁华的大街，沿街的住户可以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例如，北宋都城汴京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虚空之屋。 宋朝的城市相互间发展出密切的商业来往和生产合作，和全国各地农村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活跃的城市商品经济必然波及广大农村。许多农户成为面向市场的专业户，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宋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宋朝的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 （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虽然宋朝在城市形态上对汉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迹象。首先，象赵冈指出的，中国的大城市停止扩大。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流往农村，流往陆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当地人口只能选择自给自足。这使中国的社会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两代的海禁，宋朝时一度因国际贸易而繁荣的港口城市失去了内在的活力。第四，明清时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设计风格更接近汉唐时追求的等级和威严，而不是宋朝时的世俗和便民。 6.3 纳贡体系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华而不实。宋朝虽然疆域狭小，强敌压境，出于对关税收入的重视，十分鼓励国际贸易，只是严格限制朝贡贸易（黄纯艳 2003 第77页），以减小损失。宋和辽、金、西夏有权场边境贸易，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有海上贸易。宋进出口的商品达400多种。从史料来看，宋进口的大多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弥补土地和资源的不足；出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例如茶，瓷，丝，手工产品，及文化产品等。所以宋的国际经济交往十分符合现代贸易理论所示的方向。 宋政府对民间商人经营外贸则持鼓励态度。民间商人只要按规定领取公凭，交纳关税，不往禁区贸易，不贩禁物，便是合法的贸易者。宋政府对贸易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直至授予官职。对外商的待遇更为优厚，他们有在中国的居住权和贸易权，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其财产和习俗也能得到尊重（黄纯艳2003 第85页）。 宋朝政府由于自身比较虚弱，对城市工商业的控制和海外贸易的管制采取的形式和汉唐以及明清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例如，宋政府对工商和外贸的管理主要出于征税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政府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从事国内外的贸易。由于严格限制得不偿失的纳贡贸易，宋朝政府实际上将对外贸易的空间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自发推动市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例如，当时参与外贸的阶层不但有商人，还包括官吏，军人，僧道人员，和一般的寻常人家，可谓十分广泛。他们或兼业性参与海外贸易，或因生意做大，不再出海而采用雇人贸易，或因资金有限而采用合资经营，几人同租一船，或干脆租大商海船的舱位，出海贸易…（黄纯艳 2003 第103页）。 这些做法表明，民间的各行各业不但对海外贸易抱有极大兴趣，而且正在探索集资和股份的渠道。若能坚持下去，这些做法也许会导致融资和集资的新制度。然而明清两朝至少中期之前都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急等重新开垦，人口有极大的回旋空间，政府可以全面实行海禁，并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而不会有严重后果。郑和虽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访问西洋，名扬四海，然而代表的只是一种政府的垄断行为，因而并未找到任何商机，得不偿失。郑和的财政和政治后台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违反商业原则的远洋因失去政府的资助而寿终正寝（费正请 1994 第142－143页）。这场早于西欧的远洋对明朝的市场制度，商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明朝的科技发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清朝同样实行海禁和垄断性的纳贡制度，民间难以探索新的金融制度，也无法开拓新的贸易机会。 6．4 元朝后中国地理禀赋的变化与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惯性 宋朝以后中国的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时，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第696－697页；漆侠 1999上册第34页）。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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