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和举国上下议论和忧虑的对象（陈锡文 2004）。这一切，都是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之下发生的。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掌握在村镇干部手中，农民不得不忍受干部的胡作非为，承担各种苛捐杂税，忍受低劣的公共服务。 在一波又一波的圈地运动中，政府官员和承包商大发其财，本来应该是土地主人的农民，却常常面临任人宰割，流落失所的凄惨命运。事实证明，现行的土地制度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十分瑰丽，却无法兑现，其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一言以蔽之,现行土地制度既无法保证许诺的公平,又继续存在明显的效率损失。在农民的收入成为大家关心的今天,对这样一种漏洞百出的土地制度的重新检讨,应该早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4 本文结构 以下第二节论证现行的农地制度对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和分享繁荣的目标而言已经构成制度性的障碍。第三节论证要使农村金融

真正为农民服务，对农信社的改革离不开土地的私有化。第四节解释为何对土地私有化所抱的各种疑虑在经济学上并不成立。第五节呼吁利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好时机，尽速展开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地制度的彻底改革，使之尽速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土地制度接轨。第六节结束全文。 ii. 社区所有的农地制度和恶化中的城乡收入分布 2．1农民相对收入的日益恶化 世界银行主编的东亚奇迹一书对东亚自1960年代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的最主要评价是，这些国家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繁荣的分享。这里,高速增长带来繁荣，自然好。但是,如果繁荣不能为绝大部分民众分享，则繁荣的公正性就有疑问，社会稳定就有隐患。1980年代的伊朗和1990年代的印尼便是令人沉痛的例子。 『财经杂志』今年2月份报导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引人注目的发现。该课题组基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对全国范围的住户收入进行的三次调查，发现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中国仅比世界排名最后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稍好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直到几年前，按官方的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9年期间，中国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 （约翰逊 2002）。 上述发现说明,官方的资料有严重水份。相对所有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的农民收入来说，或者相对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来说, 中国的土地制度虽然独一无二,中国的农民收入不但没有避免每况愈下的命运。而且敬陪末座。也就是说，在现行农地制度之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户在分享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繁荣方面，已经成为世界上相对境遇最坏的农民群体。这就使人有必要对现行土地制度为何未能使农户，特别是纯农户，更好地分享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的原因，及该制度对他们的收入增长的长期影响重新进行评估。 2．2 如果中国农业只能留住贫农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报告指出，在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值明显上升的同时，农村的基尼系数值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据该报告分析，造成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值下降，也即收入差距下降的三条原因中的首位原因是：农村地区逐步城市化，有钱人往往搬离农村，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农户。所谓农村中的有钱人，相当一部分是比较有经营能力的人。 如果务农的收入不足以留住这些经营能手，不但会使相对来说已经很穷的农村变得更穷，而且会使有关中国农业可能逐渐失去活力的担心最终变为现实。 城市化过程本应通过为农民提供打工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定居，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为什麽城市化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并不足以减缓农民相对贫困化的加剧。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城市化水平由1978的19％提高到2003年的36％，纯农户的收入不但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一号文件 2004）？ 有多个因素。一方面，现行的城市户口政策嫌贫爱富。不少城市的移民政策规定获得本市户口的投资底线，购房底线,或教育底线。同时，许多城市在改造贫民窟的名义下急急忙忙地拆除尚可居住的房屋，使移民无从落脚。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将没有财富的农民排斥于城市化之外。另一方面，农民的权力和责任倒挂也是促使他们中有能力者首先弃农而去。但是，最主要的，是农地不得私有。种地能手除非和村镇干部搞特殊关系，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因而无法增加收入。 2．3 中国农村的逆向淘汰 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标志是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为了保证要素自由流动和组合的权利，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对至少一种要素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唯如此，各种要素才能得到平均收入。这是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求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结合，各要素才能获得全球的平均收入。然而在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对土地的获得并不是通过公平竞争，出价最高者得之，而是按人头均分，而且往往随人口的变动而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会逐渐演变为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农地的使用权越来越分散于农村人口手中而无法集中。在村社干部滥权严重，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地区，土地的处置权及其带来的巨额收入则向权力倾斜 （周其仁 2004），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圈地运动 （党国英 2003）。只要农地是集体所有的，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干部利用征地的机会牟取不法收入，漠视农民利益和就业机会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农民中能干而正直者既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又无法苟同一些乡村干部的不正之风。对他们来说，不但农业变得无利可图，而且农村生活也变得索然无味。最好的办法便是争先离开农村的是非之地，尽快脱离农业，到城市或非农部门另图发展。 富裕农民选择离开农村，使中国农村出现逆向淘汰。这个过程和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截然相反。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农地可以私有和买卖，能干的农民能够名正言顺地通过竞争兼并别人的土地，使他们根据种植的要求逐渐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全国的平均收入。无法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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