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发生过圈地运动。由于新航线的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兴起，毛纺贸易带来了高额利润。一些贵族为了扩大牧场，开始了圈地运动，目标首先指向村社的公共用地。村社中的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等，当时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当这些公共用地被贵族圈完后，那些世世代代租种贵族土地的农民又被赶出家 园，以便将他们耕种的土地也变成牧场。由此看，英国土地贵族圈地时,一是将社区的公共用地占为牧场，二是为了改农地为牧场,大量驱赶佃农,收回自己的领地。 1980年代后，中国也发生一波一波的圈地运动，主要目标却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尽管中央三申五令，还是禁而不止。地方官员，开发商，和村镇干部联合起来，以开发区的名义大量圈地。圈地之后，资金往往不能到位，造成大量耕地抛荒，农民流离失所。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院士杜祥琬指出，因 亂佔濫用耕地，中国耕地面積近7年減少了１億畝。 显然，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对此无能为力。 为此，中央政府只能发起大规模清查，用行政手段大量撤销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指出， 中国各类开发区到今年4月20日止已经撤销开发区3763个，核减开发区原有规划用地面积1.6万平方公里 （2400万亩土地），开发区共退回土地1600多平方公里（240多万亩），复耕土地1100多平方公里（165万亩）。政府并决定对农地的征用制度加以改革，旨在保证农民的权益，并通过控制农地转非农用途的规模，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既不会发生如此耸人听闻的当代圈地运动，城市化也会稳步而健康地开展。首先

，在土地私有制下，开发商必须单独和一个一个的农民打交道，不象现在只要买通村镇的个别干部。同时，除非能证明开发项目的公益性,开发商必须以市价充分补偿农民，因而****土地的好处大部分会归农民，而不是落入村镇干部的手里。第三，防止干部的腐败，对廉政建设大有好处。第四，由于收购成本高昂,开发商不会在大批圈地之后又闲置不用。第五，城市化的过程真正成为市场引导的过程。除非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后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农地的价值，开发商是不会出钱购置这块土地的。因此，城市的扩大将是谨慎而稳键的,然而又是不可逆的。在实行农地私有化后，便可引入市场机制来代替政府的干预。政府只需要控制对农地转非农用途的审批（change of zoning）。 vi．结束语 现行的农地制度既不能避免农户，特别是纯粮农相对于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又不能防止大批无地农户的出现,并对农业生产的结构改革和现代化造成制度性障碍。这说明,现行土地制度既无法实现自己许愿的公平,又存在严重的效率顺损失,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化的过程已经成为剥夺农民权益的过程。在中央决定对农信社彻底改革的今天，更无法回避纯农户由于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连抵押品都无法提供的困境。所以，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效率的角度，这种制度都不值得再留恋。实践是真理的判断标准的讨论给我们的启迪是，不是本本或条条，不是先验的意识形态,而是亿万民众的实践，才是真理的来源。而且,我们要捍卫的不是条条框框的不可侵犯性,而是农民利益的不可侵犯性。现行的农地制度试验了25年。实践表明，这一制度毕竟是过渡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丛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地集体所有不但日益成为阻碍农户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而且日益成为乡村干部借以牟取暴利，导致无地农民铤而走险的社会动乱的温床。政府应尽速在典型的农区，特别是在主种粮食的地区，首先实行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中国目前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为农地私有化提供特别有利的客观环境。不管是否实行农地私有化，农民总会因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而加速流出农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什麽样的农民能留在农业部门，以便使今后的农业能够比较有活力，能够比较灵活地对国内和全球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是比较能干的农民呢，还是因为哪儿都不要，被迫滞留于农村的农民呢？如何使得善于经营农业而又愿意务农的农民比较迅速地获得土地和金融资本呢？如何使得他们能够主要倚靠自己的生产而不是政府的补助获得平均收入,避免境遇相对城市居民的不断恶化。目前的情况是，即使农民流往城市，他们对自己名下使用的土地的处置令人担心。在农产品价格低迷的时候,许多农民宁肯抛荒，或留给亲人胡乱耕种，也不会退还集体，因为退包得不到任何好处。当政府决定补助农民,或当农产品价格上扬时,许多外出打工的民工又一窝蜂地回老家要回土地。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的土地细另化是基于非市场的原因,因而是无效的,正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陷阱。如果允许农地私有，许多已经在城里落根的农民就会乐于将土地卖出，以便获得一笔启动资金。这就使种地能手可以顺利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平均收入,根本改变目前纯农户的相对收入每况愈下的境遇。再次，随着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追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会给中国的农机制造业和相应的农机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内需。而且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不但会使农村金融从此进入良性循环，还将使乡村的财政变得充盈起来，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农民提供公共财和其他服务。富裕而自信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也是抵制农村干部滥权的最有效的途径。在农地私有化下发生的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最有经营能力的农户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经营能力，他们的眼光和胆识，将给中国的农业带来崭新的面貌。中国农业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任正是由这些企业家类型的农民来胜任愉快地完成的。他们不但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保存活力，也将为城市化和工业化送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愿意将土地卖断的农民，不但有了进入非农部门的启动资金，而且破釜沉舟，断了一有风吹草动便重返老家的习惯，既可避免目前越演越烈的农村土地纠纷,也可使城市化成为一个稳健的,不可逆的过程。总之，农地私有化和城市化、全球化的结合，必然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参考文献 br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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