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农民市民化的实质在于其思想意识、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本质的转变，是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与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居民的转化，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市民化）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结构化）（文军，2005）。农民市民化的目标是在城乡一体化基础上最终消除城乡差距。

二、农民市民化：从全方位的视角来思考
基于重构的“市民”概念，农民市民化就要求从全方位视角思考。

（一）农民市民化的对象
本文认为，在目前中国，农民市民化问题，不仅仅要探讨从农村地区流入到城市的迁移者以及城郊失地农民的身份与权利等问题，更需要关注仍然生活在农村自然村落的广大农民的身份、权利、生产与生活方式、价值观等问题。
从农村暂时迁移到各类城市，通常称为“人口的地域流动”，这部分农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居住，甚至有的已经有明确的定居化倾向，但在城市还无法获得正式户口的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外来人口”，有的叫“外来人员”，在新闻媒体上，用得最多的则是“农民工”这一名词。在目前中国，地域流动人口规模相当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在我国进入城市工作6个月以上的乡村迁移人口，以及土地被征用但户籍没有转换的失地农民，2003至2004年绝对人数达到了1.4亿左右（国家统计局，2004）。目前中国城镇的常住总人口差不多已经达到了5.2亿多。不过，在这些人口中，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人数，却只有2.5亿多。也就是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中，有一半多不被城市管理当局当作市民。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将越来越大，城郊失地农民会越来越多。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至今，十几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与城郊的经济开发至少造成我国农村4000余万农民，“下岗”。在对农民进行征地时，以往采取的征地政策没有能够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给农民的社会生活造成极大困难。数量极大的失地农民，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然而现今中国，占人口总数70%左右的农民，约2.4亿到2.5亿农户仍然生活在落后的农村地区。他们远离城市文明，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还是子女入学等，至今无法完全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政策。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人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有的学者将目前我国农民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已从事非农职业，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市民化不仅是针对第一部分即将或正在进行户籍转变的农民，也要考虑到第二甚至第三部分农民的发展。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尤其是从政府层面上来说，农民市民化的真正难度在于居住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市民化问题。

（二）农民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
基于“市民”概念的重构和“农民市民化”内涵的广泛性，本文认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应该是多元的，它必须建立在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基础上。从空间布局看，它依托城市、农村城镇以及农村自然村落。
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主要舞台和载体是城市化。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化这个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舞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农民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高强度的二元经济结构，占70%左右的农业人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我国，要有效减少农业人口，主要依托农村城镇化来实现一。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城市在其规模达到30万人以后，就会失去其规模效益。相当经济的办法是应该发展大批的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一些能够吸引居民的设施。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走了一条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政府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到大城市，使得我国农村城镇化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农村城镇化水平很低，严重滞后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基于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无法通过快速提升城市化水平，又必须尽快摆脱农民贫困状态的现实，我国“十一五”《建议》确定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视为既是加快步伐改变目前农村落后面貌的战略，又是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舞台和载体。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产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农村城镇化上一个台阶。根据国际经验，大城市是国际间交易平台，中等城市是区域核心，小城镇是服务农村基地，相互间不可替代，发达国家90%的小城镇都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十分繁荣，为带动农村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经营小城镇为主导，以小城镇经营带动农村经济为经营目的，这样城乡统筹发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三）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
户籍制度是制约我国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截然分开，他们之间在待遇、权利等方面完全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在更广阔空间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户籍管理的影响已经被削弱。但从整体上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城市化进程，至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突破，尤其是跨省区的户籍制度改革仍然困难重重，农民进城镇就业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没有真正完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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