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指导迟滞
回顾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决策当局的无奈。可以说，在改革之初，体制改革的设计者们并没有打算使民营部门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民营经济是在国有经济逐步丧失效率和活力的背景下，被迫和匆忙接纳其发展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国有经济体制僵化、经营机制转变迟缓的问题日益凸显，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滑坡，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政府就业和财政的双重压力日益加剧。在无以解困的情况下，政府（特别是财政日益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就不得不转而借助民营企业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由于是被动接受，理论指导的滞后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随着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滞后的问题也就越发突出。不仅对于民营企业的理论研究，诸如运行规律、发展趋势、成功经验和失败启示、未来发展方向等都均远远落后于实践，不能满足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要求，而且对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也仍然存在认识误区或者禁区。例如不少官员嘴上不说，心里害怕被人说成“搞私有化”、“甘当新生资产阶级的保护伞”。认为发展民营经济是权宜之计，并因此而瞻前顾后，顾虑重重；有的人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总认为国有优于集体，集体优于个体私营；还有的人干脆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民营经济，对其发展之迅速忧心忡忡，担心如此下去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党的领导。归纳起来，传统理论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大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将民营经济视为异己力量，可以利用而不能信任，可以允许其发展但必须加以限制；二是将之视为补充力量，不承认也不愿接受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主体这样一个现实；三是认为只有在社会注意初级阶段才需要民营经济，因而其不会长期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必然心存顾虑。一些私营企业主认为，宪法修订案尽管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但用词上仍然有失公平。例如宪法规定，要“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对个私经济却是“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时民营企业家对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也深感不安，相当一部分人悄悄转移资产，搞几本外国护照，以备政策变化之需。
当前理论滞后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民营经济的日益成长壮大，两者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已不可避免。在社会总资源有限、信贷资金、资本市场份额、投资机会、土地等资源不能均等分配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标准出现了新问题：究竟应该效率优先还是所有制性质优先？究竟应该奉行公平原则还是区别对待的原则？政府应该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由于至今对这类重大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实践中必然导致虚多实少、有口号无行动、有政策无落实。十五大以后，全国31个省、区、市差不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碰到一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涉及非公有制企业经济权益，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中发生的产权、债务纠纷，就很难找到哪位领导同志协调解决，常常是在相关部门之间踢皮球。涉及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是非，我们的一些领导往往是‘口欲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趔趄’，实在躲不过，也只好以几句模棱两可的原则话相搪塞。”（保育钧，2001）
（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缺憾：制度滞后与制度缺陷
中国改革的特征是渐进式，这一模式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剧烈冲击，保障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我们不能不看到渐进式模式的内在不足。
由于这一模式的基本程序是：从不公开报道的试验，到原则上给与肯定（通常以最高领导人讲话的形式公开），在认可改革试验成功之后才给予正式批准，才开始制定具体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因而这一模式必然带来制度建设的滞后。特别是在财税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的下级政府受利益驱动，其扩大“试验”范围的行动往往比上级政府要快得多，省级地方政府又快于中央政府，由此进一步加大了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时滞。
由于存在上述时滞，各地出台的政策往往五花八门，且随意性很大，带有临时色彩（如各类“决定”、“办法”、“通知”、“条例”等的时效均不确定，有的地方过一、两年就出台一个新规定），缺乏权威性。到目前为止，国家有关民营经济的利益和权益保护的法律还相当零散，缺少一个以稳定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的管理体系。有关维权的制度也不成系统，缺乏统一性，不同地区执行政策的力度相差很大。有人将之形容为：“改革的上层、保守的中层、刁难的下层”。很多好的政策经常是到了基层就被扭曲或者执行不下去，一些纠纷的异地处理更是十分困难。此外从地方法规的具体内容看，大多比较重视细节问题，如注册、税收、减免费用等等。而民营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与其它市场主体平等的待遇，对此法规和政策却较少涉及，因而往往是治标不治本。还有的法规和政策内容空泛，一般性提法较多。例如有的地方规定：“不得向企业摊派和收费”，而对于乱摊派、乱收费了以后怎么办却没有具体的处理办法。再如对于民营企业合法使用的土地和经营场所，规定“因建设需要征用、拆迁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妥善安置和合理补偿”，但什么是“合理”的标准，安置和补偿的具体程序又是什么却没有明确，操作起来余地极大。凡此种种，最终导致现有制度往往有名无实，投资者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
在分析现行民营企业权益保护制度的缺陷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实施了数十年的国有产权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包括：①财产权利根据所有者性质不同确定，而不是在主体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形成；②国家拥有绝对的财产权利，国家的财产权利大于其他一切财产权利；③由于个人财产所有权不得与国家财产所有权相抵触，与国家的财产权不能处于同等地位。而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企业，国有资产等同于国家财产。因此国有企业财产权的地位高于个人财产所有权，当然也就高于民营企业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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