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降低经济效率和发展速度。目前经济生活中急需理论研究指点的，已经不是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存在剥削、剥削的程度和限度等问题，而是如何顺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构建一个“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体制和制度环境。
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遵守wto的原则和惯例成为中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从世贸组织的两个基本原则自由经济和公平竞争来看，中国必须树立全球经济公平竞争的理念，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所有外国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而从法理上说，进入中国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是私营公司，如果能对外国公司实行国民待遇，就没有理由继续对中资民营公司采取歧视性待遇。因此进一步完善理论，规范市场制度，也是入世的客观要求。
（二）转变政府观念，规范政府行为
“改革不是一个经济自发演进一定能够导致的过程，而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这就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巨大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遇到那些不愿意放弃原有集的利益的人的阻碍和抵抗。只有政府通过运用行政、法律、教育、经济政策诱导等各种手段，才能消除这种阻碍和抵抗。”(引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之前言。)而当这种利益调整对象是政府自身时，调整工作就更加困难。因此需要决策层有大魄力，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政府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对政府的作用进行调整，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美国马里兰大学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钱颖一教授提出了“两种市场经济”的思想：“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即腐败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先生曾经警告说，中国的市场改革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危险，“一个是开倒车，不同程度地回到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以肥私。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从目前看，后者的危险更大，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政府不改革，民众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公权不彰，法治不行，就会导致行政系统腐败公行和有组织犯罪的猖獗，就有落入坏的市场经济的危险。”(同上。)
在政府体制改革中，首先需要政府转变观念。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既当裁判长，又当运动员。既然政府的职责是管好宏观经济运行，那么政府就应当与微观经济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经商，与民争利，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三原则就无法保证，市场机制就会扭曲。因此政府应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经济的习惯思维，从分钱、分人、分物的日常经济活动中跳出来，真正让利于民，让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二是树立法治观念，不仅要依法治国，更要将自己放到法律治理范围之中，而不是超脱于法律管辖之外。法律当然要规范一般人行为，但政府行为和官员的行政权力首先应当被法律约束和规范。
其次，需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有效监督官员行为的机制。为此一是要将立法职能与执法职能分开，例如工商局的收费标准不能由工商局自己决定，至少也要加大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的透明度；二是要在执法机构建立收支两条线制度，收费数量不能直接与收费人员收入挂钩；三是要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实践表明，对权力机构来说，仅有内部监督往往是不够的。在前述广东某工商分局和工商所，几个人以权谋私、生生搞垮了一个市场的案例中，事情已经沸沸扬扬，而省工商局局长却在3年之后才知道。可见其内部监督渠道是多么不畅，监督效率又是多么低下。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必须引进外部监督，形成一个多角度、多重的监督体系。
（三）完善权益保护制度，从依靠领导权威保护转向依赖制度保护
受传统影响，中国管理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依靠领导的权威而不是制度管理，在民营经济的管理上这一特点更加明显。随意性强，无一定之规，遇事个案处理等都是依靠领导权威管理的必然结果，而工作仅为上级领导负责，一切以上级领导的意志为标准，工作重点因领导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因领导的变动而变动更是这种方式的一大弊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必须采纳国际惯例，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管理经济，这种以“人治”为主的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入世的需要。因此，完善有关制度和树立制度权威应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具体来看，当前需要着手进行的有关权益保护的制度建设包括：
第一，在宪法中确立私人财产保护制度，明确私人财产与国有财产享有同等的权利，允许民营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享有国民待遇。
第二，认真清理同十五大、宪法修正案精神以及国际惯例不一致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取消内部标准，建立一套全国性的、不分所有制的权益保护细则，并开放新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起草过程，使业界和有关方面均有机会充分发表评论。
第三，严格规范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制定政府行为标准，界定政府职责范围。通过法律法规监督管理非公有制经济，减少“设租”与“寻租”机会，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
第四，按《企业法》来规范各类企业的类别，取消私营企业雇工8个人以上的标准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划分，代之以按投资者的出资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营销额多少来划分企业形式、企业规模的新标准。同时国家统计机构要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统计范围，以真实反映市场主体的全貌。
（四）设立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的力度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划分出层次。对于规模不同的民营企业，政府的态度往往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大型企业因对地方财政、就业的贡献较大，因而比较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也相对容易。而小企业因实力有限，往往不易受到重视，维权也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目前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体制相当混乱，工商局、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经贸委等多个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管理工作。由于机构重叠，职能不清，发布法规的渠道很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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