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使得这种转变过程被大大复杂化了。其一，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冷战后的国际竞争未必集中于经济领域，而首先将是“文明间的冲突”。他认为经济指向的是“你靠什么维持生命”，而文明指向的是“你是谁”。后者将是事关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能否立足当今世界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因而远比“经济”来得深刻。“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周之内，我正好在美国，我看到各大书店橱窗的显赫位置都摆放着刚刚重版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民意似乎暗示着亨氏的见解与“9·11”事件的某种关联。尽管亨廷顿本人对此加以否定，他不认为“9·11”事件也属于他所谓的“文明冲突”，但两年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发生之时，亨廷顿便不再回避，而公开承认“这有点像文明的冲突了”。其二，冷战后，大国间竞争转入经济领域的过程也被经济领域本身出现的变化所限制。最典型的情况是有关能源和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被国际媒体大大地戏剧化。而上述资源本身的战略含意和不可再生性又使得本来只是简单的经济关系被上升到战略与*高度。由此可见，冷战后的强国之道不仅不能单凭匹夫之勇，而且也远非单纯依靠gdp增长便能实现。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全球化过程大大加速。人类社会从未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面临这样一个各大文明、各个国家、各种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被席卷而入、因而发生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整合过程。这样一个客观发展趋势告诉人们：国家间相互关联程度越是紧密，任何大国力量对比的兴衰更替就越是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连锁的国际反应。
由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所引起的变化还集中体现在国际环境变迁与国内事务、特别是制度变迁的深刻相互关联性。被称为“大转型”的惊心动魄过程，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几乎发生在所有非欧美国家或欧洲边缘地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率先发生了军人独裁政权的垮台；80年代，与南部欧洲有着密切传统关系的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发生类似的变动；稍后，东亚地区也不同程度出现了从强人*向选举民主制度的变迁，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前超级大国苏联也于瞬息间解体。
直至新世纪，在格鲁吉亚、乌克兰乃至中亚等地区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这一类*变动迄今似乎仍伺机待动而未见停止。这一变化昭示着人们所习惯于称道的所谓“冷战后意识形态淡化”这一趋势正在受到冲击。尤其是美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由“新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换，意味着国家力量将大举介入，推动思想领域的攻势。面对着这样一种形势，显然有必要提升从思想理论方面应对挑战的能力。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坦途可赖以轻松跻身于强者之列的。
国际权力重心东移？
“国际权力的重心正在出现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基辛格认为，这样的一种转移不是出于战略估量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真正的改变历史观念的深刻变迁，至今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这样的深刻变动作好认真的准备。
近两三年来国际社会异常关注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形成的实力崛起。国际舆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重新崛起给予了超乎我们自身想像的高度预期。包括基辛格这样的权威战略家也在去年夏秋之交给出了一个分量极重的判断：“国际权力的重心正在出现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转移不是出于战略估量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真正的改变历史观念的深刻变迁，他甚至表示，至今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这样的深刻变动作好认真的准备。
姑且不论印度、俄罗斯等国是否已经担当起“权力转移”的重任，从中国自身来说，的确应该在这样的高度期待下作一番认真的反躬自问。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文件和中央战略决策早已明确宣布，要到本世纪中叶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段之后，我国才有可能经过艰苦的努力，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判断比起数年之内、或者十余年左右中国即将与美国经济平起平坐的乐观预见要务实谨慎得多。如果不是从gdp总量，而是从制度与结构的合理性、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实际水平来看，要想真正推动国际权力重心东移，没有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持续有效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为新时代大国崛起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是全球化潮流之下在全球范围内和平、公正、合理地利用资源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使后起者不必再似当年列强一样非动用坚船利炮方能斩获资源。但问题在于，与早起现代化国家的国际环境大不相同的是，当他们走向世界之时，存在着自由发展的巨大空间；而当今世界举目四望，早已是强手林立。在此条件下，要运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显然需要更高的境界、更多的智慧，包括一定的利益交换。其中，还包括对一些带有根本意义的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如，经常会有一些国外学者问起，中国人如何看待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是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还是已经被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管理了？此外，包括对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自身行为特征也有一些有待严肃对待的问题。比如，马基雅弗利曾经认为，国家行为不同于任何个人的行为而带有非人格化的特性，因此“为维护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在民族国家体系尚未确立时，为世俗政权反对神权而大行其道的这一信条显然已经有悖于当代的国际伦理。马克思曾经告诫第一国际的领袖们：“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与正义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显然，要真正将马克思的这一原则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实践，也依然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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