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免征农业税及附加后可带来一系列促进作用。一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本来就大，农业税又无形中增加了这种压力。取消农业税，无疑是对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在经济上的解放，农民群众可以“轻装上阵”，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是进一步缓解基层干群关系。由于农户之间千差万别，在征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引发一些矛盾，影响干群之间的关系。农业税取消后，不仅可以改善由于征收农业税而造成的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的现状，而且可以使基层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带领农民增收上。三是取消农业税后，就从根本上拆除了“搭车收费”的平台，能够有效地促进基层组织的廉洁和巩固，其意义非常深远。四是可以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征收农业税，节约财政开支。从这个角度讲，农业税免征可谓是一种务实之举。五是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城市居民月收入要达到800元以上才交纳个人所得税，而农民收入现阶段还达不到这一水平，却要交纳农业税，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税赋上的不公平。免征农业税，不仅直接地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是消除城乡差别的重要举措，也为实现城乡统一税制创造了条件。
在免征农业税进程加快的情况下，要确保这一政策落到实处，应把握和处理好带来的一些相关问题。
一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免征农业税后，基层组织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资金不足。要解决乡村财力薄弱、无钱办事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可以说，减轻农民负担和提高农民收入都是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从长远观点看，增收比减负更重要。如果收入上去了，负担减下来，这是最好的。如果收入的增加幅度大一些，负担减的小一些，问题也不会太大。但是，如果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甚至是负增长，负担又减不下来，农民就难以承受，基层工作也就更加难以开展。因此，既要重视农民减负问题，更要重视农民的增收问题。要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中心，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培植税源，不断增强乡村财力，解决因免征农业税后带来的办事资金紧张等问题。
二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乡村组织正常运转。农业税在中央财政收入中不占主要地位，相对来说取消后对其影响较小，但对县乡一级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县乡来说，农业税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税源，取消农业税后，如缺乏上级相应的转移支付，财政状况将十分困难。在对章丘市的调研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由于该市属于农业大市，免征农业税及附加的数额大，也迫切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
三是应逐步建立全社会的公共财政体制，确保农村公*品投入需要。众所周知，wto对境外投资者还享受“国民待遇”，而多年来，我们的农民却没有完全得到享受，农村的道路农民修，农村的学校农民建，而城市的道路、学校建设等开支从不由市民集资承担，更何况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同时，税费改革后，农村公益事业的建设主要依靠“一事一议”来解决，“一事一议”赋予农民合理确定公益事业负担的参与权、选择权、审定权，这为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个好政策。但在实际贯彻执行中却有因难，只要有村民不愿出资，同意出资的人心理就难以平衡，最终难以形成决策。况且“一事一议”有严格的上限规定，每人每年不超过15元，这对兴办事业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如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纳入财政总盘子，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又要确保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很难“两全齐美”。
四是加快机构改革，压缩经费开支。乡镇和村级组织机构膨胀、冗员过多、职能混乱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一大根源。因此，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乡镇机构改革应及时跟上，否则减负成果就很难保住。应精简乡镇内设机构，归并过多过散的事业单位，压减人员编制，坚决清退编外和临时招聘人员。村级干部尽量交叉任职，村民组长尽量由村干部兼任。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管理环节，节约财政成本，并能从体制上避免基层政府向农民加重各种税费负担。
五是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妥善解决乡村债务。近年来，由于农村生产和公益事业建设步伐加快，乡村欠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落后的农业地区更是严重。税费改革前，乡村主要从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改革后，取消了乡统筹和集资，乡村可用财力下降，偿债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取消农业税后，偿债压力必定更大。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全面清理核实债权、债务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加以化解，避免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今后，应严格控制新增负债，乡村兴办公益事业，必须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防止新的债务发生。
六是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监管，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加强农民负担监管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工作，不能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有所放松，应坚持常抓不懈，严格落实好“一票否决”和“四项制度”，强化专项治理，严防把农民负担转架到其他收费项目上，要让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农业税取消后带来的实惠。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