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加强公益性、基础性建设，而且连乡村干部的工资等最基本的开支也得从农民手中以种种形式收取，农民开发、生产所需要的资金甚至连改善生存环境的基本性投资也只能靠自身积累自筹，这样，既很难形成区域性社会资金积累的集聚效应，又难以满足金融资本投入的条件。很显然，这种组织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功能短缺与现代金融的安全性、效益性目标形成了内生性矛盾。

2、农民资本积累的艰难性问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问题和相关政策的短缺问题，导致农民始终处于劣势和弱势状态。

（1）税费负担重。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同时又是少数几个没有给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农民的税费负担重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农民是以土地为最基本的生活来源的，这种极强的依赖性决定了农民无法与城镇居民相比，在现行体制政策下，农民从生到死都要承担完税纳税摊劳役的义务。

第二，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考虑了如何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将主要税种增值税的75%划为中央收入），而忽略了地方税的有效性（这种情况从2002年开始虽然有了调整，但仍然力度不够），这使得在县以下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县乡两级财政收入明显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能划分并没有真正做到明晰、合理，地方政府事实上承担着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农村各种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开支缺少相应的税收来源。这种收入上移、开支下移的体制矛盾，迫使地方政府只有不断寻求预算外收入，以解决财政失衡问题，以至于前几年出现了有的地方按人头征收牲猪屠宰税的荒谬事。尽管如此，很多地方还是入不敷出，高负债运行。事实表明，这种体制和制度导致农民负担加重，资本积累步履维艰。全国8.7亿纯农民，占人口总量的68%，但gdp却不到全国的2成，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已由1978年的2.36上升到2002年的3.1多，导致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据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的统计，2002年底全国大约有35%的县是赤字县，乡村有3259亿元的净债务，而调查表明县本级的债务大约占县乡村*债务的70%左右，由此推算，全国县乡村*债务大约是1万亿元。湖南永州市共566万人口，其中80%计450多万为农民，2001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多百分点，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56元，不仅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小而且结构畸形，非税收入呈逐年扩大趋势，1999年为26.2%，2000年为45.2%，2001年接近50%（图1）。其中涉农方面的税费占了绝大部分，2001年全市涉农税收3亿多、涉农收费4亿多，2项总量占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64%。同时到2001年底，全市财政累计挂账、负债13亿多元，其中188个乡镇累计负债3亿多元，平均每个乡镇达160多万元。地方财政的高负债使其失去了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为了保运转，更多的是要向农民伸手收取过头税和各种杂费。
图1 永州市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变化图
第三，从国家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来看，政府提供的公*品和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性。换言之，我国的财政体制和制度没有根本解决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以及完善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等问题，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根据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需求向农村确立转移支付的机制和制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国家对农业的财政开支每年是2000亿元左右，小于总开支的11%，同时农民通过各种渠道上缴税费大约1200亿元，其最终直接投入只有800亿元左右，只有总开支的4.3%。但是，对教育达标、卫生达标等硬性考核的管制，地方政府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出现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爱，自己的学校自己盖”、“要想富先修路，劳力钞票自己筹”等一系列“感人”的事情，农民仅有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此类“达标”集资，因此农民抱怨“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此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户口歧视，农民进城镇务工要承担多重税费负担。除其在城镇正常的经营活动要按章纳税缴费外，“老家”的农业税和义务工等一分一天也不能少，还要交什么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管理费和子女在城镇读书的建校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从1990年到2000年，除了乡村提留统筹和各项社会负担外，国家从农业征收各税总额由87.9亿元增至465.3亿元，增长4.3倍。有学者统计，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税赋37元，而农民人均税额146元（图2）。
图2 2001年城乡居民人均税负对比
（2）社会保障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的劳动都由三部分组成，即养活自己、养老抚幼和养活社会，在我国农村现行以土地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机制约束下，农民一生都在完税纳税，因此他的劳动有永远的社会性，即应享受到公平的社会待遇，但是，与同样具有社会性劳动的工人相比，工人退休有退休工资（或养老保险金），工人在车间受伤可享有明确的工伤保障之益，但农民如果在劳动中受伤或死去什么保障都没有享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劳动法》都存在严重的短缺，农民为此要付出更多。

综上所述，农民主体事实上直接承担了一些政府行政职能，缺失保障，税费负担过重，导致自身资本积累十分困难，这种脆弱进而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

3、农村社会资金“抽走”多、“反哺”少的问题。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基层机构的撤并和职能调整，从1997年起对县级机构的贷款权限上收，使相当部分县级以下机构成了单纯吸收存款的机构，使本来就原始积累不足、缺乏资金的部分农村社会资金直接被抽走倒流投入城市，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其次是定位“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邮政储蓄，以其邮政代办点遍布乡村和办理邮政汇款的优势，将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资金和外出打工人员汇回的资金，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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