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说，如果农村不能呼吸，城市也将窒息。
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邓小平曾就农村问题多次讲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②]“农村不稳定，整个*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们没有摆脱贫困。”[③]“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是不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贫困的基础上。”[④]现在，许多人都意识到必须在三农之外来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就是要减少农民，要迅速城市化，要把农民转化为市民。但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渐进的，那种突飞猛进的社会跳跃所带来的恐惧感早已嵌入我们民族的仍时时隐痛着的记忆里了。城市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被称为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白皮书”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认为，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从现在的37%提高到75%，每年需要大约有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即便如此，届时仍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乡村。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给那些远离城市的人们以不算匮乏的生活和平衡的心态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建国前，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同盟军的农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建国后我国长期推行二元经济结构模式，通过牺牲农村，限制农民流动来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推动了城市工业化，使城市成为一个人口集中，文教发达的社区，而广大农村则仍长期停留在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状态。LOCalhOst 直到几年前为连绵不绝的通货紧缩寻找对策的时候，才发觉其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收入太低，70％的农民消费只占到全社会消费总量的30％多一些；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终于向国家总理说了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被抬到了一个从未达到过的认识高度。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现在，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从实际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上都已经到了工业返哺农业，城市关怀农村的时候了。我们认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可据以振兴农村的具体途径。
在这里，农村社区建设的含义是，在逐步改善外部宏观环境的同时，以输入一定的资源为契机，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以期最终建设起一个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可持续内源发展的农村社区。
以下就乡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内容与形式分述如下：
一、融入社会
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在我国主要包括：单村或联村社区，村镇和集镇社区，其他因历史等因素形成的特殊社区。
农村社区建设并不是要为农民构筑起一个个世外桃源，相反，它的实质是使一个个孤立的农村社区融入整个社会。
二元化社会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具有的特征，但是中国的二元化尤其典型。城乡隔离政策的施行导致了城市化远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滞后带来的损失是双重的，一是制约了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增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地的矛盾，农业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社会伤害；农民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成了一种社会或*身份。打破户籍屏障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只要我们到农村去走一走，就会发现有许多新建的房子根本没有人住，那些在城市经商或务工的农民一方面不得不每月缴着房租，另一方面自己的房子长年闲置，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当然制约农民移居城市的障碍不仅是户籍制和其他一些各具特色的歧视政策，还有一个因素是农村土地制度。由于人的禀赋和资源占有的不同，那些热爱城市生活并已经在城市中有着稳定收入的人是有能力成为一个地道的市民的。但是，模糊不清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仍然对土地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牵挂。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既有利于解决那些进城务工经商和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方便了城市工商企业投资于农村。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为城乡一体化打开了一扇单向流动的门，那么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探索就有可能为城乡一体化打开一扇双向流动的大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优化配置资源，而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恰好阻碍了对这种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体系，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是鼓励农民进入大中城市，还是就地发展小城镇，都和土地制度的变革有着紧密关联。政府应鼓励各地在具体的乡村建设中探索各具特色的有利于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
在许多人的调查中，对农民的善分不善合有着诸多的描述和埋怨。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分田承包之后，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微型的生产企业，每家每户都购置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工具，采取相同或类似的生产方式，户与户之间基本上不发生生产联系，而提供生产资料和收购农产品的部门都是和农民无干的国家垄断企业。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⑤] 现代的农民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只不过改善了生产工具，实现了地租和赋税的货币化而已。只要这种农业仍然是生计农业，仍然是建基于一块块土地被分割开来的农业，农村的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改观。
农民的这种不合作不止导致社区生活的死气沉沉，更要紧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市场，而不是作为一种有机的联系以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前，他们每个人都被限制在一个木盆里，没有扩大活动的余地，现在他们还是在木盆里，但是这个木盆连同木盆里的人已经被抛进了市场经济的湍流。
分散的、同构的生产模式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