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了“把生存作为首要目的”[⑨]之困境的农民如果得着了一个好的环境，他们是有条件转变为一个面向未来发展之熊彼特式企业家的。这些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转变了的农民一方面退出农业经营从而减轻农业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其他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其实，这种变迁就是在削弱农业内卷化的机制。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虽然他们的前面还要加上农民两个字（当然，这些企业家的数量比起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基数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在营造一种创业氛围——一种鼓励个人创新发展的氛围。“农民”是被赋予的，它既是国家的定义又是历史演绎和社会结构的界定。“农民”，作为内化了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结构，同时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经济伦理；在城乡整合以及乡村社区内部革新过程中这些沉淀了的惯习势必要被创新的潮流所冲刷并反过来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关于乡村生活的形式、意义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虽然乡村建设所欲达到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使农村社区居民过上一种在价值上和城市生活“相等或差不多的”的乡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理性就是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倾向于并能够清楚地计算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仍然是人类主流文明的主要行为标准,目的理性仍然要贯穿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人不是为了文化而存在，恰好相反，文化是为了人而存在。狭义的文化是一套行为系统，其核心是由一组传统观念，特别是由价值系统所构成。乡村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大本营，它是适应农耕生产制度的产物，它已经深入到了人格系统，使知足、拒变、守旧成为主流，同时也养成了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传统作风。一百多年来的西风东渐不只在器物和制度层面上而且也在文化上侵入了“停滞的乡村生活”，特别是上个世纪的几次历史巨变早已使乡村文化支离破碎了。旧的没有去除，新的尚未建立，尴尬的文化生态使人们无所适从，社会失序与失范乃至道德滑坡在农村几成普遍现象。渗透进来的商业精神既找不到立脚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又无时不在权力的威压下缩头缩脚，破碎了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提供自我麻痹的保护，这真是一种痛楚的过程。安身立命的文化重建远急迫于寻求“亚洲的意义”或“中国的意义”，虽然后者在文明的层面上或更为宏大，但是，就从来就没有从容过的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却颇多奢侈的味道。破碎的乡村生活中仍然残留着逝去的朝代的基因，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新芽，只要是在各个具体的社区建设中获得了自然的发育机会，而非某种思想运动的催生，它就具有了成长的内在的合理性。千差万别的社区的实际状况在具体的建设中生发出多样性的社区文化或可预期。乡村社区建设就是为这些有差异的也因而丰富多彩的文化重生提供机会，但它极力避免统一的思想指导，它不寻求那种最高抽象的文化结果。
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各地都差异巨大，试图用一个方案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最起码在方法上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走出过这么一个怪圈。
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始终开放着自身的变迁过程，是一个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效益优先，权益平衡，多元一体。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探索过程。一个极其严肃的，建基于满足民众不虞匮乏和获得自尊为目的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下的狂躁的运动，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一个个具体的充满着艰辛和创造幸福的生产与生活实践。
三、政府及各界的作为
农村社区建设试图从困扰整个中国健康稳定发展的三农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以期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看做是一个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再动员。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一个需要许多人，许多机构共同参与才能做好的工程。但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这一点是其成败得失的关键。
政府。政府是乡村社区建设最有力的推动者。但对政府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不是要它从预算中拿出一大笔钱来，更不是额外增加了它的工作，而是角色的转换。政府要从一个支配者、控制者转变为一个合作者，一个在社区建设中和各参与者平等的角色。当然在当前的政经格局下如果没有一群具有宽阔胸襟和革新观念的官员作坚强后盾，推动乡村变革也是困难的。
研究机构及知识分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个人权力和生命财产的稳定和保障，中国民族的富强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于全体国民生命意识的甦醒。只有生命意识的甦醒才能使“人的个性伸展”成为可能，他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指出：“个性不立绝不是健全的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尊重，毕竟是永恒的真理”，个性的伸展以及社会对个性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民族获得勃勃生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体是农民，但愚昧、贫困的农民却缺乏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我们现在提倡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乡村社区建设中去，并不是要他们去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任务已由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市场经济变革所基本完成了，虽然对自我意识的满足仍有极大差距。当下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协调，是传送知识和信息（在客观上也起着弥合社会裂隙的作用）——传送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知识以及生产技术知识和相关信息等。
城市社区。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差距很大，这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农村的发展，提倡城乡两种社区可以结对建设。当然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捐钱捐物，而是一种有专业机构参与了评估和建议的长久的互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有助于开阔视野和心胸，有助于消除社会隔膜。
企业。提倡有能力的企业通过专业机构或其他方式结对帮助农村社区。
非赢利组织。这里所说的非赢利组织主要是指专注于农村发展的组织，他们是个人、企业、城市社区等外部资源和农村社区联系的中介，同时也是推动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建设的专业机构。而且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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