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县、乡党委和政府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的主要项目均实行“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有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任何奖励和先进称号），所以农村各级组织始终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沉重压力下运行。种242
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由于政绩考评方式是上级考评下级，县乡官员任免升迁的决定因素还是上级官员，于是“一些官员为了向上级部门突出自己的政绩，大搞集资活动，搞劳民伤财的浮夸建设，加重企业和农民的负担”。1994年11月某省有一个批文下达到开封市与开封县，说“全国明清时代的四大名镇唯独我省的朱仙镇落后了，我们脸上无光，希望朱仙镇加快发展”。不久，“年轻气盛的尚某调往朱仙镇任党委书记。他雄心勃勃，想大干一番，以显政绩。提出‘两年再造一个朱仙镇"的浮夸口号。拆旧房，修马路，疏河道，建旅游景观，造商场，盖办公大楼。大规模基建投资的钱从何处来？一是召集各工程队带资参建，二是贷款，三是向全镇村民高额征集。据说，1995年向每人摊派四五百元之多，相当于村民全年一半以上的家庭收入，于是民怨四起”。年252有的县官搜刮民脂民膏建“度假村”而不管是否会有人来度假，有的要求农民大种某种农产品而不管销路价格如何。此类树政绩行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乡村可谓不胜枚举。即便是在群众中口碑不错的“清官”也不敢在政绩问题上掉以轻心。据原陈留镇党委书记介绍，“1994年，省里下达文件说，农民是否种棉，种多少，可由农民自己选择，政府不加干涉。这一年，陈留镇的棉花产量由原来国家定购的300万斤下降到五十万斤。然而某中央领导来视察，重申国家收购的原定指标，于是陈留镇便有250万斤的收购缺口。当时的定购价是每百斤450元，而市场价每百斤800元以上。这样，陈留镇村民只能到邻县按市价收购棉花，并按定购价卖给国家，光这一项，增加了陈留村民共计八九百万元的负担。陈留村民都掉着眼泪到邻县去收购棉花，并按期完成棉花定购任务。看了真叫人感动”。元262按理说这位“清官”以及县里官员应该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请求减少定购任务，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为了不给上级留下工作不力的印象，他们宁肯让农民“掉着眼泪到邻县去收购棉花”。县乡官员的“政绩”里有多少是农民的血泪，又有多少给农民带来了福祉，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压力型体制的本意是想看政绩用干部，这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无法很好地解决谁来衡量政绩及衡量标准问题，结果就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在政绩的内容上，过去偏重经济发展的因素，忽视了社会治理的因素。如果能够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当作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核心标准，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压力型体制的上述弊端。在谁来衡量政绩问题上，以农民为主的县域内民众应该成为主要的评价者。
有人主张消除“压力型体制”，实际上可能误解了荣敬本等人建立民主合作型体制的建议。民主合作型体制是压力型体制的完善形式，其中并没有消除压力，也不应完全消除压力。没有压力，没有适当的监督、制约和评价机制，地方政府的恶政和失灵问题靠什么机制避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压力，而在于谁来施压。事实证明，在现行体制下，如果不依靠农民，中央政府的压力可能会结出恶果；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农民的压力就很难产生应有效果。荣敬本等人认为，在民主合作型体制中，各级地方政府促进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既来自上级政府，又来自当地民众；中央与地方、*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进行适当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权利与义务，使参与各方共享合作收益，从而为合作创造必要条件。政272
总之，要理顺中央政府、县乡地方政府与农民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挥农民的作用，依靠农民，真正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评价政绩的核心标准；建议由媒体或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收集民意，收集民众对县乡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评价，以此作为县乡官员政绩考核的参考标准；在中央、农民、媒体之间建立畅通的联系机制，联合监督、制约地方政府的权力，是改造原有压力型体制、建设新型动力机制的关键，也是加快乡村改革进程的必由之路。
四、*参与：农民的困境与出路
（一）农民*参与的困境：成本与收益分析
不少学者主张建立农会、“让农民自己说话”，实质上是希望发挥农民*参与的作用。在当今中国，农民不仅缺乏*参与的渠道和有效机制，而且在现有机制下农民*参与的效果十分有限。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有的农民与县乡干部拼命，有的选择*，近年来农民*、自焚的消息时常见诸媒体。农民为何渴盼“包青天”为民做主？而不是像有些学者希望的那样自己为自己做主？实质上，农民不仅缺乏为自己做主的大环境，而且缺乏相应的能力、财力资源。
选举投票和“上访”是中国农民*参与的主要形式。但由于选举投票只是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由农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干部和形同虚设的县乡人大代表并不能真正维护农民利益，所以选举投票这一参与形式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农民来说意义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上访”成了农民不得已的选择。
所谓“上访”就是公民到政府机关反映问题的过程，这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上访”现象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比如古代“拦轿喊冤”或者长途跋涉到京城告御状现象。农民之所以“上访”，往往是因为问题在正常的渠道得不到合理解决，只好向上级政府机关或者更高的政府机关越级反映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矛盾调节手段，事实上，“上访”却不被地方政府所认可。在许多地方，官员们将上访者拒之门外，甚至暴打、威胁、抓进监狱。在某些官员看来，上访就是有罪，甚至比*放火、拦路抢劫还罪不可赦。每当有上级领导到下面检查工作，某些地方官们第一个要摆平的对象就是上访者，千方百计要防止发生“拦轿”喊冤的现象。如282
自由撰稿人艾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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