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农会胁迫（直接胁迫或心理文化风俗习惯层次上的胁迫）农民入会、交会费问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农民的广泛参与，农会领导可能会异化，是难于让人信任的。农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尚且可以吃垮农民，农会为什么不会异化为另一个工会或村委会？所以，没有中央层面的较大政策调整，农会的作用值得怀疑。如果要求农民广泛参与，则交易成本过高。农民参与农会可能会增加收益，但只有当参与农会的成本在总收益中只是一小部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才会增高。
有的学者反对知识界人士充当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主张“让农民自己说话”，其实这是陷入了一个误区。强调发挥农民的自主作用当然是应该的，但不应忽视中央政府、媒体和知识界的作用。尽管从理论上说县乡官员应代表农民的利益，但事实上县乡公共权力依附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农民的利益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在此情况下，谁来代表农民利益？应该是农民自己，但同时农民必须借重中央、媒体和知识界的力量。农民应该有自己代言人，因为9亿农民无法集体发言，而知识分子的发言更概括、更深刻、更能揭示问题的实质。有人说：“农民怎么表达自己苦难呢？他就会说：‘我苦啊！真苦啊！"至于怎么苦，深层原因何在，他就说不出来了”。这虽然有点夸张，但知识分子比农民更能表达、更有表达渠道、更知道如何表达、更易于影响政府决策，却是一个事实。如今“三农”问题受到政府高度关注，影响到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发挥了“代言人”的作用。
在现实的农民*参与活动中，农民的表现常常是：为抵制税费（很多时候是不合理的收费）而与县乡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包围、打伤政府公务人员，为某种“冤情”而上访，总体上来说农民的认识并没有从个人具体的经济利益上升到要求改革地方政府的高度，而改革地方政府的呼声和实践是来自于知识界和上级政府。由此可见，“组建农会、让农民自己说话”的主张，有一定局限性。笔者非常赞成“让农民自己说话”，但这必须与发挥知识界、媒体的作用联系起来，否则，农民要么是说不好、表达不好，要么是没处说。农民直接与政府对话很容易造成冲突，如果知识界和媒体在农民与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发挥协调作用，这样的机制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问题的解决。
总之，要加大县乡机构和人员精简的力度，同时扩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必须充分发挥农民和媒体对于县乡政府的监督作用，在中央、地方、农民和媒体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机制。这种机制，将会对乡村改革的进程起到促进作用。
五、结语：整合性动力的设想与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央、地方和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改革方面都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动力作用。矛盾双方相互作用才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然而在涉及“三农”问题的几对矛盾中，矛盾的一方往往采取退让、妥协的态度，以至事物的发展得不到应有的动力。除了前面分析过的原因之外，缺乏各方相互作用的适当机制和沟通渠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现行体制下，农民和县乡政府进行博弈的代价（交易成本）太大，且往往没有收益，其实质是农民还没有足够的剩余劳动来购买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秩序”；在中央和地方的互动中，中央曾经固守着一些好听而难于执行的政策来取悦农民，地方官员则以假数字来对付中央，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造原有的压力型体制。中央、地方、农民、知识界、媒体都是相应的变量因素，各方通过有效整合形成动力系统，对于推动乡村改革、统筹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从中央的角度来看，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7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17万亿元；养活70%人口的农业总产值在2000年仅占gdp的12.3%。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而且有能力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近年来，中央在城市和农村都进行了一些涉农的改革试验，比如税费改革、两田制、小城镇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等，经验得到积累，认识得到深化。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移323以及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在理论上又前进了一步，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改革的推进。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显示了中央政府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可以预见，中央政府将继续调整宏观政策，加大推动乡村改革的力度。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经过“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再加上中央与农民的压力和媒体的监督，地方恶政和政府失灵问题将会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避免。实践中，地方政府官员希望在地方政府间的制度创新竞争中拔得头筹的建功立业心态，往往会成为制度创新和乡村改革的推动力量。但这种动力因素只有在得到上自中央、下至民众两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发挥现实而持久的作用。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央的政策、学界和媒体的呼吁，会使他们在理论和能力方面越来越成熟，一旦组织化程度得到提高，他们将获得和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组织资源。在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博弈关系中，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民主压力是乡村改革不可缺少的动力。
从知识界、舆论界的角度来看，这些年关于“三农”问题、乡村自治的讨论非常热烈，不少学者到农村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随着理论的进一步成熟，学界有望提出系统、成本低、可操作性强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建议；经过媒体的反复呼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改革的愿望已经深入人心，为进一步改革做了一定的舆论准备。由媒体或独立民意调查机构收集民众对于地方政府政绩表现的评价代替过去由上级官员评价县乡官员，并逐步过渡到县域层次（或乡镇层次）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应该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总之，乡村改革是各方利益主体之间多重博弈、重复博弈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