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不住市场经济的冲击，基本上垮掉了。就拿h县而言，现有尚硕果仅存的公有企业只有小小的一家了。
难道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不思变吗？就湖南来看，也曾经历过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几年之后，90%以上的乡镇企业垮掉了，而且使乡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民营企业落户中西部地区的主要是流通企业，瞄准内地的消费市场。由于企业减少，投资不多，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入长期停滞不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财政收入长期停滞不前，但地方工资性支出却是刚性的。经济没增长，但工资却不能不增长，因为全国工资都在增长，包括本地外出打工的人员。如84年，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工资40来元，现在，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工资全部发齐的话，应有800来元，20年时间，工资增长20倍。但不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却远远无法达到20倍。从中可以看出县乡保工资的艰难。更何况，这二十年，还是公职人员高度膨胀的二十年。
中央台＜＜焦点访谈＞＞2004年4月17日报道的"高价的暂住证"中讲：我国有关部门规定办理暂住证不允许搭车收费，广东省也规定办理暂住证只能收取5元钱的工本费。据调查，在东莞市办理暂住证，大多需要缴纳一二百元钱。虽然每个区镇所收的钱数不一样，但都远远超过了实际应该交纳费用的二三十倍。东莞市的每一个镇区都有几十万的外来流动人员，如厚街镇，一年有流动人员40多万。实际上收到的暂住证费的是27万人。 该镇2003年办理暂住证收取的费用一共是4390多万元，这里边只有137万多元，是属于国家规定应该交纳的工本费，而搭车收费和乱收费高达4200多万元。光是这一笔收费就为当地政府创造了这么多的财政收入，就当地政府而言，还有什么难题不能得到解决的呢？
笔者调查得知，在沿海的一些常住人口只有三、四万的乡镇，政府每年可用财力达到三、四个亿，而在于建嵘跟踪调查过的h县，一百多万的人口，但县乡财政收入总额不到两个亿。这么大的收入差距，叫h县的领导们如何维持这里的平安，如何摆平区域内的各种矛盾！可以肯定地讲，这么发展下去，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于解决。可以说，地区差别已经成了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八、财政包干带来了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
乡镇政府的债务问题己经成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不管乡政府如何维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乡政府越来越艰难。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乡政府负债越来越重，到政府讨债的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恶。
上级对乡的各种专项拨款基本上被乡镇政府顶抵各项任务，为了促使各村完成任务，乡下拨到村的各种款项，也基本上是与村抵账。所以中央的各项专款也很难到农民手中。
由于每村都有不少的人应交税费未到位，所以村里应该到户的灾社减、五保供养、现役军人补助等款，都无法现款兑付，一些农户家里学生比较多，因随读代征所交的教育附加比较多，超出了本户的应交税费，应该由村现金找补的也无法找补到位。
乡镇政府维持自身运转已经十分艰难，政府领导的承诺无人相信。为了应对财政赤字，乡镇政府凡是能卖的企业都卖了，能借的债都借了，能预收的款都收了，个别乡镇把后几年的农业税都提前收缴入库了。由于前任领导举债无人偿还，现任领导已经是举债无门。对乡里的特困户，乡领导想解决几百元钱也苦于拿不出现金而无法实现。
对公益事业，乡里无力投入，只好听由群众骂娘。各种集资取消之后，乡村道路因缺钱整修而路况日益变差。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的比比皆是，很多设施已经不能使用。学校的危房因不能及时修整让乡镇领导提心吊胆。面对这种局面，乡镇政府没有什么办法可想。
可以说，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府最大的压力就是钱的压力。乡镇政府为了把钱收上来，什么办法都想。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描述的干部为了收钱所产生的工作作风的问题在湖南也大量存在，而且从各种通报和报道来看，在全国的中部地区广泛存在。
中央出台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否决了乡村常用的一些措施，使乡村两级向农民采取的强制措施成为非法手段。而中央文件指出的办法"对有能力交纳而拒不交纳的可以通过村规民约进行教育或者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事实上，这两种办法都无效！因为按村规民约进行教育在小数村干部很有威望的村有用，在大部分地方都无用。而按诉讼程序依法解决，上面对法院系统打招呼，凡是涉农、涉负案件一律不得受理。既然不能受理，怎么依法解决呢？乡镇政府已经没有将农民负担一碗水端平的能力，农民对乡政府不再畏服。
我们深入分析会发现，乡镇政府为维持运转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基本上是以出卖政府信用为代价的，因为在政府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能卖的企业都卖了，能卖的地皮都卖了，现在只有出卖政府信用。这对政府构成了极大的损害，造成了政府信用的缺失。这种政府信用的缺失，成了三农问题的焦点。我可以断定，将来政府要用加倍的代价将信用赎回。
透支信用只有基层政府存在这个问题吗？不是，凡是存在收费自肥的部门都存在信用透支，或者更广义地说，凡是存在权钱交易的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它的直接后果是群众对政府合法性的置疑，是群众对整个*体制的不滿。它的制度性根源在于财政体制的地方层层包干和部门包干。
我想起立木为信的故事，在公元前359年的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为了推行新法，取信于民，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檀木，悬赏搬运。他告之，如谁能将此木移至北门，奖赏十金。起初百姓都表示怀疑，视之为戏言，无人搬运。后来，商鞅把奖赏提到五十金，有侥幸者将檀木从南门运至北门，果然获金五十。此举令百姓相信商鞅是一个一诺千金之人，这为他后来在秦国变法打开了诚信的渠道。同时，也为国家信用深植于民心起了巨大的作用。秦国遂政行令通，民富国强。这就是南门立木的典故。
2000多年前的古人尚且知道无信不立的道理，而我们今天的政府却还在透支政府信用。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可以说，由于政府信用的严重透支，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对乡镇政府是不爱、不信、不靠、不敬、不畏。这样的政府，再不从根本上改革，行吗？
九、*手段己经无法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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