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共和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表现了极其软弱、妥协的态度，没有坚持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主张，以至后来“让位”与袁，都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促成的，因此，孙中山对“民国”的夭折，负有完全的历史责任。

事实是否如此呢？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奠定共和国的基础。当他听到“复开君宪”和“非袁莫属”这些舆论的时候，他“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对时局表示严重忧虑与关切。再三强调，“要建立共和政府的制度。”让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事务。”“为人民自己最高的利益而工作”①[《史料与史学》第328页。]。出于这种急切心情，孙中山离巴黎前，驰电回国，希望早日建立共和政府，以巩固共和国的基础。在这个大前提下，他在电文中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②[《民国日报》1911年11月17日。]，”有人认为：这封电报就是孙中山软弱、妥协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来推断。我们说，整个来说，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确实表现出过软弱、妥协的一面，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也确实有不够的地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孙中山此时此地的想法，主导的东西是“早定国是”、“早巩国基”。而把谁来当总统视为从属于上述大目标的一个问题。从这封电文的基本精神和强调的重点，我们不难看出：“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就是说，“早巩国基”是首要问题，谁“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就该“随宜推定”谁。一方面，它坚持了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另方面，它在选任谁的问题上遵循了民主协商的精神。特别是它清楚地表明：已被公认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没有表露出丝毫“非我莫属”的意味，说明这位后来被誉为“平民总统”的孙中山，这时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是光明坦荡，没有个人考虑的。

那末，怎样看孙中山在电文里，对黎、袁的*态度？我们看到：电文对黎、袁并没有直陈拥戴之意，也未置完全肯定之词。比如，电文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这里的“自当”并不代表着孙中山本人对黎的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它只是表明孙中山对各省代表在上海会议决议的一种尊重。因为这次会议决定以武昌政府为中央政府，以鄂督执行总统政务。对黎元洪电文不置褒贬，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对袁，电文操一种协商口气，说“合宜亦善”。关键在于强调合不合“宜”，电文根本没有肯定袁“宜”。事实上，在他发出那封电报之后不几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巴黎同法国东北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谈时，曾指出：袁世凯的种种行径“与中国的开明精神乖离。”“袁世凯的狡猾善变虽可能迟滞革命行动，但决无法阻止革命的胜利①[上引均见《史料与史学》第284页。]。”总之，该电的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瞩目于“早巩国基”，而任何个人的权位是不屑一顾的。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电文中，严正表示厌恶“权势利禄之争”，明白地信誓：“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民国前途，岂可轻视②[《总理全集》第182页。]。”当然，在严酷的*斗争中，孙中山不免有几分幼稚、天真。但是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是不该非议的。

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如孙中山所说，这“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此为吾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①[《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7页。]。也是他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巨大胜利。

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权位。努力接近民众，倾听社会各界的呼声。日夜劳心于国家的统一，筹划如何实现主权在民、民族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以期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独立富强，使中国成为赶上时代的世界强国。他在上述所有这些地方作出的努力，虽然由于时间暂短和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捣乱破坏，难以卓具成效，但是，它为民主共和国思想所增加的光辉，毕竟是不可泯灭的。

孙中山认为，夺取政权还要巩固政权。最重要的事情是坚持和维护共和国的总原则。
列宁指出，中华民国的成立，具有“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遇到破坏的世界意义”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450页。]。它得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却遭到帝国主义的攻击与反对。中华民国刚一诞生，他们就掀起拥袁倒孙逆流，以外交上拒不承认，经济上拒不借款，施加压力。配合“倒孙”舆论，妄图把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困死。

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妄图通过插手和影响南北议和来把共和国扼死在摇篮里。面对反动派的作难与攻击，孙中山不动摇，不屈服，坚持“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③的初衷[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8页。]，反对和议，坚持北伐。当和议不可避免，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仍坚决表示：“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共和之谬制”④[《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930、932页。]。坚定地表明了革命党人只有一在无前，“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①[《宰亥革命资料》第4页。

孙中山认为，专制制度既已推翻，民国成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图谋民生幸福”。这不仅是治国根本宗旨，也是国民的“公意”，在坚持共和制总原则下，孙中山提出和规定了有利巩固民国、建设民国的内外大政方针：国内方面，强调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方面的统一，以达革新的目的。使国家和人民“蒙共和之福”，各安其业，拨乱反治，对外方面，庄严宣告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争取世界和平，与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既要洗刷过去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也不容存“排外之心理”②[《辛亥革命资料》第3-6页。

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有利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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