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认为 “*之改革，是平民和贵族的战争，经济的改革是劳动家和资本家的战争”，其结局是“前者一定得最后的胜利”②[沈中究：《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一卷，第五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上，同中国*党达成了一致，明确了新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把他的民主共和国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除了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条件，其基本内容，和中国*党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和主张，是一致的。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孙中山特别着重于“政体”的研究，这是必要的；然而，他一向忽略“国体”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个阶级的*统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导权问题，和对于国家的主要成分--军队（革命党自己创建、领导和掌握的军队）问题，表现轻忽。这样，即使民主法制怎样地完善，却因为没有保障实施的条件，或者流于一纸空文，或被敌对势力毁于一旦，篡权坏法，民主共和遂演为专制之谬制。孙中山后来有所认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已经是“护法”有心，回天无力，追悔莫及了。在这一点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教训，同样也是有耐人深思价值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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