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法令。
《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大法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毛泽东同志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7页。]它的民主共和思想基本原则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孙中山吸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和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任用官员的考试、监察制度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五权分立”的*体制设想。
五权分立即五权宪法。它的实质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怎样实施民主，实现“主权在民”，职权在政府，亦即由宪法规定国家权、能分立的体系和形式。它的指导思想是由国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孙中山认为，西方的代议制，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权力，人民管不了政府，实际上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差不多，而“五权宪法是打破这种阶级的工具。实行民治的根本办法”，“建设国家的基础，”①[《孙中山选集》第795、575页。]它的核心是政权与治权分开，又互相制约。政权属于人民，政府则依民意发挥其职能。人民执掌权力，“直接去管理国事”，“管理*”，“管理政府”；政府有职有能，即治权。政权决定治权，治权要为政权服务，官吏、政府都是人民的公仆。孙中山说：“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工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②[同上书，第760页。]。“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③[同上书，第748页。]至于治权怎样实现呢？孙中山说，关键在于要通过考试权，把有真才实干的人材选拔出来，“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样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④[同上书，第740页。]在五权分立体制下，成为治理全国事务的万能的有很高工作效率的机关，它必须听人民的指挥，以为人民造福为唯一宗旨。这是孙中山的权能分立学说比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更为进步的地方。
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
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其根本在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①[《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山选集》上卷，第82、83页。]可见，“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五族共和”发展了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也充实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内容。它起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孙中山所说，它“不以复仇为事”，且有利于克服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偏狭观念，单纯排他的复仇心理。在资产阶级革命允许的范围内，它把民族问题纳为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互相联系、结合起来，使破坏旧制度与建立、建设新制度，互相联系、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②[《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24页。

做为革命党和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上，表现了不争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着想的品格。如：清帝宣布退位后，他履行诺言，第一天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宣布辞职，不恋栈、不贪权、不食言。他带头宣布：自大总统至一般公务员，都是人民公仆。任何官员，都不许摆官架子，废除“大人”、“老爷”之类的称呼。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做不到和不肯做的。他后来总结一生经验所得出的必须唤起民众的结论，在这时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孙中山的可宝贵的性格，是他不断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因此，他比较一般资产阶级*家思想家，更少一点矜持成见，囿于空说。时代变了，当历史要求他前进的时候，他勇于纠正阶级的偏见。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党的诞生、工农运动的兴起和高涨，给予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还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他的民主共和国思想即已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一九二一年底，在中国*党代表介绍奉命来中国的*国际代表同他会谈以后，他即酝酿和产生了改组军队、改组党、改造国家的思想。他对中国*党表现了合作的诚意和友善的态度，并明确表示了要“以俄为师”，以*党人为友。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发表了《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中国》一文，预示了他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思想转变。他说：“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9、438页。]。鲜明表达了要走“新式的共和国”，即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的意向。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他提出了中国国民党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语重心长地说：“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民国之能力。”“唯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页。]这时，他在思想上增长了对工农力量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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