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形势的判断是四句话。第一句话，是从一季度指标来看，经济运行的数据“不太理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第二句话，如果是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其实是“很不理想”，这是我的意见；第三句话，如果这些指标只是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情况，也即去年一季度、浙江一个省的情况，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不是反映了一种趋势；第四句话，是我的正面观点，我说，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一种大趋势，现在开始露头的这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迎来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最后的艰难究竟如何，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有的则进入了负增长。到了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宏观调控方针已然变成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稳健的财政政策变成了“积极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适度宽松的。一年三变，反映了形势急剧变化。去年9月24日，我在广州又参加了一场中财办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漫谈时我发表的中心观点就是，危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准备宁可充分，不可不足。“现在怕就怕还没有从宋祖英唱的《好日子》当中醒过神来！”。

中国的问题，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五、六年，美国经济非常繁荣，中国经济也是一路高涨，一直到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空前的13%。盛极而衰，2008年就开始下降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2009年必然是严重的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1月28日预测，全球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2%，但是到了2009年1月，就下调为0.5%，再到了3月份，更下调为－0.5到－1%。短短几个月了，一降再降，可见形势还在恶化。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深度地介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一根绳子拴着的两只蚂蚱。美国通过花里胡哨的金融创新，人为地膨胀了货币资产，支撑了巨大的购买力，他们消费的都是些什么呢？基本上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就顶到“天花板”了，但为什么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停滞反而还迎来了五、六年的繁荣期呢？这就是要感谢经济全球化、感谢美国人的“好胃口”了。

3、应对危机的政策效应显现还要有一个过程。

国内经济进入四季度以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飞流直下”。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由年初的35.5%，到10月份转为负增长。中国经济能够“率先复苏”，但并非上半年就一定能实现全面而稳定的回升。去年国内经济剧烈下行的惯性，还不可能一下消除；外部的危机还在深化，内部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依然存在。

对于下一阶段经济的走势，有几种猜测。一种是“v”字型，虽然下来了，但很快能上去；一种是“l”型，一旦下来了，就在低水平徘徊，陷入了人均3000美金的所谓“拉美陷阱”（去年中国人均gdp正好到了3260美金）；还有一种是我认为是比较冷静、清醒的“u”字型，经济迅速下滑以后，不会很快地巩固地回升，但是在较好地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之后，会有一个平稳、持续、健康的上升。这几种预测，就好像抗日战争初期的“速胜论”、“亡国论”和“论持久战”之间的争论，最后，实践证明毛主席的研判是正确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说是“百年不遇”，可见困难非同小可，复苏难度之大，“速胜论”是要不得的。我国包括在g20会议上大家达成的共识和刺激措施是正确的，但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我说，对于困难，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对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宁可信其长，不可信其短。

4、金融危机发展的逻辑分析。

此次金融危机为何发生？从宏观角度、规律层面我们是这么看的：“上半年的物价飚升和下半年的经济‘跳水’，表面上看似乎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两重天’，但究其实，不过是源出一理，殊途同归，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元’惹的祸”。这次金融危机，发源地是华尔街，但是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其实是全球经济发展南北失衡和发展方式偏差共同造成的。“一只碗敲不响。两只碗响叮当”，中美两国所代表的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其实都有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高消费、低储蓄。美国大量搞虚拟经济，中国大量搞实体经济。美国依靠虚拟经济泡沫化以后形成巨大的购买力，支撑了中国依靠巨大产能制造的工业品的销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制成品依靠全球化行销国际市场。我们最大的优势，一是劳动力便宜，近乎于“无限供给”；二是高储蓄率，就是少消费乃至不消费，把钱存起来。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企业的利润、银行的存款，最后都拿去搞投资。中国多年巨大的投资形成的产能，一旦和天量的廉价劳动力实现“高妙的结合”，就成就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生产能力。中国要有危机，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而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不是金融过剩的危机，而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但是，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又太小了，还好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大量的消费需求。中国人生产什么，他们就买走什么。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的金融失控，但实际上，是由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各自的发展方式共同造成的。在这一点上，彼此都很难脱掉干系。双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如果想明白这一点，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还有点反思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发展方式才要转变。因为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长期失衡，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得不到有效扭转，因而内需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提振，由此也逼得中国一定要依靠大量出口。在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竞争中，我们严重地“透支”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透支”了环境。在中国，生产环节制造的污染，可以轻而易举地外部化、社会化，由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来承担,比如cod、二氧化硫的排放。再譬如太湖的水环境污染，据国内有关机构测算，太湖的治理需要一千多个亿，是前十年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治理经费的十倍以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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