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砸抢烧，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后果。其后，贵州省委书记带队亲临瓮安调查处理， 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案件处理的相关信息。终于，谣言止于信息公开，真实、公开、透明的政府新闻发布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事态渐渐得到了平息。
那么，为什么各个大众传媒(以及背后的各级各地党委、政府)会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信息披露采取如此不同的态度呢?除了可以用各个当事人的素质、利益以及各自特殊的社会背景、触发原因等个性因素来解释以外，也不可忽视以下的共性因素。在国务院公布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四类突发公共事件中，按照吉登斯的理解，前三类基本上属于“外在风险”(external risk)，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属于“内在风险”(internal risk)，外在风险的处理难度通常要小于内在风险；按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克兰特利(enrico l．quarantelli)的理解，前三类基本上属于“一致性危机”(consensus typesof crises)， 在危机过程中当事各方对于局势涵义的理解，对于当下适合采取并优先采取的规范与价值等存在着认识上的一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属于“分歧型危机”(dissensus types of crises)，即危机中的当事各方对于局势、后果与解决之道的认识往往形成鲜明反差(sharply contrasting)㈣。正因为如此，前三类往往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到当事人的责任，而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常常涉及到相关当事人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前三类往往不会对社会结构、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冲击，而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常常会危及到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对前三类突发事件，各级各地党委、政府和大众传媒往往倾向于公开报道，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倾向于不公开、不报道。
为何不公开、不报道负面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呢? 人们往往会给出这样一个似乎很专业的理由：负面事件公开报道以后，会产生正反馈，即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但是，透过汶川大地震的公开报道，透过瓮安事件前期的“包包掩掩”、后期的“公开透明”，透过其他许许多多的相关事件，都反复证明了：具有负面效应的事件，你越快地进行公开透明的报道，就越能够止住谣言，得到的反馈结果就越是正面的；相反，越是隐藏、捂盖子，谣言越会不胫而走，搞得纷纷扬扬。因此上述理由实际上并不成立。此外，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指责：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如何? ? 既然我们想让群众不要因不明真相而误参与很多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不更早地通报信息，让这些群众明白真相呢?!所以，公开公共信息，揭露惑众谣言，使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是减少乃至消除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防范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必要前提。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删除了原稿中关于“新闻媒体不得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意在限制“部门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确保相关信息在最大程度上的共享。当然这里所讲的信息，既包括风险和危机真相的信息，也包括管理者已经如何行动、社会公众应当如何行动的信息。公共危机治理：变无序为有序
“如果没有外界作用，那么物体是不会自动趋于井井有条的状态的。每个打扫过房间或在办公室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如果东西不加收拾，那么它们就会越来越乱。而要使物体重新归于秩序那就又要进一步花费能量。”
热力学考虑的是封闭系统，它只能与外界交换能量，不能交换物质。而生命系统却是开放系统，它不仅能与外界交换能量，而且也能交换物质和信息。生物通过从周围环境摄取自由能量和物质，能够朝着与熵的过程相反的方向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欧文·施罗丁格曾经说过，每一个生物的生存都必须“不停地依靠它所在环境的负熵? ? 一个有机体赖于生存的是负熵；它不断地从环境中摄走秩序” 。
社会系统也是开放的，它与外界不停地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保持自身的活力和有序性。为了防范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社会系统除了需要输入信息以外，还需要不断地输人物质和能量。一旦因突发事件而引发公共危机以后， 大小范围不等的社会系统便陷入了无序状态，这时向其输入物质和能量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陷入无序状态的社会系统往往极度缺乏维持其存在、更遑论恢复其有序状态所需要的相关物质和能量。
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危机出现以后的社会系统可用一个字“乱”来概括，“乱”就是“无序”!应急管理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系统的“乱”象进行快速的治理，即迅速地将杂乱无章的社会构成要素“组织”起来，将社会系统的“无序”转换成“有序”。当一个社会系统自身已经乱而无序之时，唯有依赖外在的秩序强行将混乱的系统重新纳入有序的轨道，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介入就显得及时而又必要。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在各类组织中，有序化程度最高的首推军队。所以我国历次大规模的公共危机发生以后，军队都成为应急管理中的主力军。例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军队和武警部队共出动13．7万余人抗震救灾， 出动各型飞机2300架次，动用大型运输机、吊车、冲锋舟、便携式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各型装备12万台(件)，派出162支医疗队、防疫队、心理专家服务队，发放被装、食品、战救药材、帐篷等各类物资器材492万套(件)，调运各类物资10余万吨。军队在抗震救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充分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的重大作用。
其次，政府是现代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现代社会的政府，大多采用“科层制”(bureauerary)an以组织和运行。在公共危机发生以后，可能导致局部范围内的科层制政府的运行瘫痪，或是其管辖下的资源极度匮乏，这时就必须依靠更大范围内政府的有力组织和有效运行。仍以汶川i大地震为例，灾后重建、恢复家园、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仅仅依靠四川i省自身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5月26日，党中央作出了“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的决定；5月27日，国务院明确提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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