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内容摘要】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刑讯逼供不仅严重损坏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践踏了国家的法律，由此引发的冤假错案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因此，探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讯逼供 原因 危害 对策

刑讯逼供，这一承袭我国司法传统的陋习，几千年来笼罩在人们头上的阴云挥之不去，始终象一块石头压在人们的心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依法治国时代，原以为封建反动的司法陋习将被彻底地割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周围所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几乎都是与刑讯逼供相联系的，这些事件屡见报端。虽然刑讯逼供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但司法实践中仍有相当的存在，是法制不健全吗？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到多个部门法，都严禁刑讯逼供，并且对刑讯逼供的处理都规定得极为严格。那么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本文试就对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及遏制对策谈谈个人看法。

一、刑讯逼供的概念及其危害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司法人员对口供的过分依赖，甚而借助刑讯获取口供，其危害性不容低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妨碍实体公正，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是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后果

早在17世纪的法国，就有人深刻地指出，刑讯是一种绝好的发明，它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无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个意志坚强的有罪者被判无罪[1]①。lOcaLHoST的确，通过刑讯逼供使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的虽然不少，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乱供乱攀，含冤受罚的也不乏其例。钱钟书先生在谴责刑讯逼供时曾引用古罗马人巧妙的说法：“严刑之下，能忍者不吐实，不能忍者吐不实”[2]②。同时，刑讯逼供还容易导致被告人在审判中翻供。司法实践中在一些主要以口供定案或以口供为线索获取其他证据的案件中，被告人一旦以自己的口供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而翻供，整个案件的证明活动就有失败的可能，使得检察官和法官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二）刑讯逼供破坏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

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做出生效裁决之前，也就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应该被推定为法律上无罪的人，而国家追诉机构只有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能够在法律上成立，才能推翻这一推定，使被告人从法律上无罪的人转化为有罪的人。由此，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应由检控方承担。检控方在承担证明责任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取得证据。而刑讯逼供就是通过非法手段作出自己有罪的供诉，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必然有损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

（三）刑讯逼供侵犯人权尊严，有违程序公正

一个人，即使是触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都应当受到保护。受到刑讯的犯罪嫌疑人有的根本就是无辜的，刑讯逼供使其身心遭受重创，甚至断送一个人的生命或一生的幸福。另一类受刑讯的犯罪嫌疑人虽最后被证实有罪，但他承担的也仅仅应当是审判机关决定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刑罚，超越法律的规定法外施刑，无疑侵犯了其人格尊严。在现代法治社会，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彰显出来，它凝聚着数代人关于诉讼的经验和智慧，饱含着对人治专横的反思与批判。然而，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践踏了程序正义，将程序价值损害殆尽。即使刑讯逼供查明了案件事实，由于反人道的野蛮的方式取得的事实，也必遭被人们否定和唾弃，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正义的程序，一个人道的、理性的程序。

（四）刑讯逼供降低办案效率，破坏诉讼效益

主要表现在：1是刑事诉讼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错误成本，并使已经过的程序全部无效，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同时降低。2是刑讯逼供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3是刑讯逼供的存在会使侦查人员过于倚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往往把精力放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上，而忽视收集其他证据的有利时机，致使有些证据因为时过境迁而灭失，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也会因其他证据不足，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供时翻、先供后翻而使得案件扑朔迷离，变成了长期破不了的积案，或者成为难以认定的疑案。

（五）刑讯逼供损害司法权威，容易激起民愤

司法工作人员执法犯法，滥用国家权力，直接有损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司法机关的威信必然受到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也遭到破坏。刑讯逼供者名为执法，实为违法犯罪，就容易引发公民对法律信仰的动摇。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受到刑讯这种不公正待遇，往往引发不服判决，出现要求上诉、申诉，甚至于缠诉以致增添新的社会矛盾。对于广大公民而言，刑讯逼供不断造成冤假错案，容易激起民愤，让老百姓普遍没有法律安全感，必然导致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对社会正义失去信心，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我国的刑讯制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到了秦朝，刑讯逼供开始合法化。汉承秦制，刑讯逼供一直被视为治狱的基本方法。至唐朝，刑讯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对受刑对象、受刑部位、拷囚次数、拷囚工具、拷讯违律者的责任等都形成制度化规定。经宋、明、清时期，刑讯的手段发展到了极其野蛮残酷的程度。刑讯几乎贯穿了我国几千年封建司法制度的全部历史，刑讯合法化、制度化是我国封建时代证据制度的重大特点。

刑讯在清末的立法中被取消，经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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