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校正更新法治观念，充分重视程序的作用，树立“程序正义”的思想，重视程序公正，这是杜绝刑讯逼供犯罪的前提。

（二）完善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立法

1．取消如实回答义务，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鉴于如实回答义务存在的诸多弊端，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取消如实回答义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为犯罪嫌疑人进行陈述提供机会；同时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所谓“强迫自证其罪”是指“致使非自愿地作出关于犯罪的自白或者承认的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3]③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来源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的古老格言。它所禁止的是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强行违背自由意志获取有罪供述和其他证据的行为。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拒绝陈述的权利，办案人员当然不能用刑讯的方法迫使其开口，这样防止和减少刑讯逼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享有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前提之下不能作出任何灵活规定。在立法上设计这一规则时，我们认为可以一方面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一方面鼓励支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自愿进行供述的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具体减轻、免除处罚的后果，但不得以其保持沉默而以抗拒从严论处，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不从严”。

2．确立非法取得口供的排除规则

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宣告其无效。因此，要想制止刑讯逼供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司法人员通过刑讯获取的口供不具有可采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了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说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救性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粗疏，难以执行。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在实践中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此，从立法的完整性考虑，建议在规定严禁采用刑讯逼供的同时，在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获得证据不得作为证明指控罪名成立的证据使用。

3．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当立法上明文规定刑讯逼供的证据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控诉的根据和证明的手段时，如何对刑讯逼供进行举证，又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一个难题。在刑事诉讼中通常来说，举证责任是由公诉人承担，也就是如果要指控被告人犯有何罪，需要公诉人举证，如果公诉人不能举证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也就只能宣告被告人无罪。如果公诉人不能举出证据来证明哪一位警察采取了什么手段对被害人采取了刑讯逼供，那么即使被害人事实上受到损害也不能追究警察的刑事责任，警察并不需要举出自己没有实施刑讯逼供有证据。举证责任是由公诉人承担通常来说是公正的，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但在刑讯逼供案中，完全适用由公诉人举证可能并不公正。因为，警察相对于被害人来说，力量相差悬殊，而且往往警察在对被害人进行刑讯逼供时，通常是被害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极少有其他旁证和证人证言，如果警察不承认或者互相推诿，那么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又无法定罪，那么就必然会出现被害人被刑讯逼供后却无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极不公正的情形。

因此，应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让曾经作为警察的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公诉人能举证出被害人在警察审问或者关押期间受到伤害，并且能举证出具体参与办案的人员，那么作为参与办案的警察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对被害人实施刑讯逼供，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样才能避免被害人被无辜伤害却没有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尴尬局面，才能让警察在平时互相监督，才能促进侦查机关真正推行在讯问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以便将来庭审中帮助警察分清责任和洗刷冤枉，才能真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三）完善律师帮助权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明确规定：“一切个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这可以看出，侦查阶段律师的帮助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衡侦查力量、防止刑讯逼供意义重大，应在立法、司法环节加以借鉴，用以完善我国的律师帮助权。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刑事诉讼的明确规定，即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规定的太过抽象，这显然顾及到目前侦查机关的办案能力和对律师介入的心理承受力，因此，实务中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也不理想，让律师的帮助权几乎成为虚设。要真正落实和完善律师帮助权，首先，应当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时的在场权。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监督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制约手段。其次，切实保证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自由会见的权利。这种会见应当力求达到及时与充分，当律师要求会见时，侦查机关应尽快安排会见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次数与时间原则上不应当被限制，相信通过会见有助于及时发现刑讯逼供行为，从而达到外部监督的目的。

（四）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
司法资源的不足长期困绕各项司法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的产生，要遏制和禁止刑讯逼供，就必须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

1．是增加编制。增加一线办案人员，防止因为人手少、任务重而过分重视口供，大搞刑讯逼供。

2．是增加办案经费。现在许多办案机关由于办案经费不足，出差困难，以至于为了破案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嘴上。增加和保证办案经费，就能使办案人员有更多的破案方法的选择， 避免和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

3．是加强现代高科技的技术设备。当前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使用的作案工具也越来越先进，甚至使用最尖端的现代科技，为了适应这种犯罪趋势的变化，达到破案和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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